我從不主動交朋友。 獨處是一種高效的狀態,思考需要絕對安靜的系統環境。小時候,這種思考是彩色的,沒有邏輯界限。盯著一棵巨大的老樹,腦海中就會自動浮現一個**「世外桃源」的程式碼**。那個世界裝滿了我喜歡的玩具和糖果,它們擁有七彩斑斕的光譜,就像某種理想化的理型世界。 直到那次在紀錄片裡,我看見考古隊發掘出了一具屍體。那份存在的必然性一下子擊中了我。我想像著自己有一天也會躺在那具棺材裡。那時的我還不知道,死人已經不會有任何情緒反應了。 即使我不主動靠近任何人,別人似乎從不把我的沉默當作一種社交上的「系統錯誤」。他們總會自動向我靠近。這或許是因為我的童年並非完全被內省佔記。那時的我像個能量釋放的野孩子:爬樹、玩抓迷藏,甚至跟男孩們打過架。 外在的野性執行,內在的冷靜觀察。 博士後階段,我選擇了佛羅倫薩。 我喜歡這裡跨時代的張力:在肯定**「人」的尊嚴達到頂峰的地方,去審視尼采如何宣告「上帝已死」,以及加繆如何擁抱荒謬**。這裡的美術館和教堂,就是我**「悲劇美學」**的實體註腳。 我租住在阿爾諾河南岸的一間老舊小公寓,小陽台擁有無價的視野。每天清晨,我都會在微涼的空氣中望向遠方:布魯內列斯基設計的聖母百花大教堂穹頂,那赭紅色的巨大結構,堅定地矗立在藍天下。 那份結構的精確性總是讓我著迷。叔本華的「意志」盲目而痛苦,但當它被文藝復興的巨匠們引導,卻能創造出這樣超越時間的美學慰藉。 那天,我在瀏覽 PhilJobs 時,指尖意外停頓在母校的招聘啟事上:「哲學系誠聘終身軌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歐陸哲學或生命哲學。」 我的心臟猛地收緊。這份描述,簡直是從我的學術簡歷上複製過去的。叔本華、尼采、維特根斯坦、加繆。我知道,這是一個難得的、幾乎不可能的迴旋。 我轉身回到書桌前,整理好那份關於**「悲劇與幽默在生命哲學中的互補性」**的研究計畫,點擊了提交。 數月後,正式聘用信證實了這個決定。丁蔓,助理教授,正式回歸。 國外那段獨居的日子,我非常享受。背景是巴赫或莫扎特的古典音樂,我躲進廚房,為自己準備一餐。只要頻率對,我就不會刻意維持邊界。 通常在見到一個人的第一眼,我就能像雷達一樣掃描到我們的頻率是否同步。頻率不對的人,會讓我感覺耗能。 就在我收到正式聘用信前幾個星期,我在聖母百花大教堂附近的巷口,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他沒有什麼改變,身材依然標準,面無表情的臉孔仍然被一副無框眼鏡所框住,只是那一頭濃密的黑髮裡,多了些許花白。 我們就像兩個高速的雷達,在擦身而過的那一刻,同時掃描並鎖定了對方。 我們停下腳步。 他那股與生俱來的嚴肅感,在文藝復興的陽光下顯得格外刺眼。 在大學時期,我們不只一次在校園裡像這樣撞見。每一次,我們都將視線從對方身上移開,繼續走自己的路。 這一次,我們仍然將目光移除,繼續完成各自的行程。 本文首發於 Matters/Vocus 其餘平台為同步發佈或授權轉載 作者:五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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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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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是用來取悅世界的地方,而是用來降低耗能。
我把觀察過的人、關係與思維,拆解成兩種形式:
一種是《節能型生物生存手冊》——關於如何在高噪音世界中,維持內部秩序;
一種是小說,如《哲人共舞》——當這些系統進入人與人之間,會發生什麼。
不急著被理解,也不提供標準答案。
如果你讀得懂,大概就不需要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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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我主張「基本幸福生活標準」,教育則是根基。
共進主義,是批判之後仍選擇相信人類能一起前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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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諸參與鄧伯宸口述,鄧湘庭於〈那個大霧的時代〉記述父親回憶,鄧伯宸因故遭受牽連,而案件核心的三人,在鄧伯宸記憶裡:「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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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是甚麼?」小莉從架上拿起一本書,《社群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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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莉抬起頭看著小琳。
小琳接著說,「不是有人會在社群上炫富嗎?」
小莉:「你說曬跑車、鈔票的那種嗎?不就是炫富嗎?」
小琳:「不過我看了這本書後,它讓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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