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紀錄者作為檔案人，可能透過紀實性音像作為媒介為我們帶來新的檔案，也可能藉著舊的檔案為我們再現不同角度的集體與文化記憶，更可能是在既有權力中心之外建構起新的檔案庫。
無論是從紀錄片（documentary）一詞的字源（張錦，2001）來看，或者由格里遜（Grierson）的定義出發（單萬里，2001），它都是具有文獻資料（document）的價值，換句話說，它就是「檔案」（archive）。
在德希達（Derrida）的《檔案熱》（Archive Fever）（Derrida, 1996）中，他追溯了檔案的希臘字源--arkheion，意味的乃是文件守護者及其放置文件的空間，因此，檔案本身的意義就預設了命令和權力的存在。
也就是說，檔案，乃是所容納的紀錄及其置放紀錄的空間之綜合體，它不僅僅是置放檔案物的地方，更包括了建立檔案的架構和方式，也就是存在某種歸檔的法則。
而檔案熱中的「熱」（熱病、藥物、質變），談的是檔案的功能本在於輔助記憶，避免記憶被遺忘，但檔案的出現，卻也意味著我們對於記憶的不再索求，同時，記憶已不再能獨立存在而必須依附於檔案。
那麼，從記憶（memory）的角度來看又是如何？霍爾巴哈則提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Halbwachs, 1992），認為記憶並非止於生理的現象，且雖然所有的記憶都是個人在記憶，但記憶總是具有集體的性質，或一個社會性的框架。
由此更衍生了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的觀點，我們從與他人互動的記憶到歷史文化的記憶，或者說是從個體分殊的記憶到社會共同的記憶，這個過渡與連結主要是通過各種「媒介」來實現的。
因此，紀實性音像不僅僅是作為現實的索引（indexical）而已，我們還可以從關於檔案與記憶的不同關係及其各種思考，進一步發展紀錄的不同方法。
當紀錄者作為檔案人，可能透過紀實性音像作為媒介為我們帶來新的檔案，也可能藉著舊的檔案為我們再現不同角度的集體與文化記憶，更可能是在既有權力中心之外建構起新的檔案庫。
參考資料
馮亞琳、【德】阿斯莉特．埃爾主編、余傳玲等譯（2012）。《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錦（2001）。《電影作為檔案》。知識產權出版社。Spivak, Gayatri, 1999,
單萬里（2001）。〈紀錄與虛構（代序）〉，單萬里編《紀錄電影文獻》，頁7-24。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Derrida, J. (1996).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E. Prenowitz,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ril, A. (2011). Memory in Culture. Palgrave Macmillan.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L. A. Coser,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