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已經過去100多年了。在主流歷史敘述中，兩者仍被視為一體，合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然而，一直以來，也有不少將兩者割裂開來的觀點，引起不少爭議。
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著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提出了著名的『救亡壓倒啟蒙』論斷。他認為五四運動包含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運動：一是追求個體解放、科學民主的思想啟蒙運動，亦即『新文化運動』；二是追求民族獨立、反抗侵略的救亡政治運動，亦即『五四運動』。當遭遇民族危亡的緊迫局勢，知識份子的關注點迅速從『啟蒙』轉向『救亡』。由於缺乏深厚的啟蒙根基，科學與民主逐漸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最終導致啟蒙運動早夭。
進入21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之際，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撰文反思，也認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運動。他在《『五四』百年之際的銘記與反思》一文中說，『很多人容易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混為一談，但事實上兩者性質和起止時段都不同。新文化運動是19世紀以來，中外知識精英傳播現代文明，推動中國社會轉型而進行的思想文化運動』。而『五四運動』是愛國政治運動。兩者存在法治與暴力的重大區別。
這些將『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割裂開來的觀點忽視了歷史演進的內在邏輯。最根本的前提，『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實現中國的獨立與強大，而民主和科學只是強國的手段。陳獨秀、胡適等發起『新文化運動』並非單純為了思想、學術或文學，而是為了尋找促使中國強大獨立的方法。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義』：『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每一條背後都潛藏著對國家的憂患意識。而胡適那句著名的話，『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細品起來，仍然是將『國家的自由』作為『個人自由』的目的。『國家的自由』，表述不那麼嚴謹，實際上是指『國家的獨立』。如果『國家的自由』是『個人自由』的目的，那麼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犧牲『個人的自由』。當然，胡適的自由主義傾向要比陳獨秀強許多。因此，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一場『啟蒙為了救亡』的運動，民主與科學只是被視為讓中國擺脫蒙昧和貧弱的途徑。
《新青年》等報刊宣傳宣導個性解放，其目的在於將青年從儒家道德和宗法家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賦予其拯救國家的責任。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而，『新文化運動』在青年群體中建立起全新的價值體系，從儒家的『三綱』轉為了愛國，每個人都應該為國家的獨立和強大而奉獻犧牲。這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做好了思想準備。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只是點燃運動的導火索。
『割裂論』認定『新文化運動』的主旨是『民主』與『科學』。但這就很難解釋其後中國的歷史進程。為了解釋這個困惑，於是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割裂開來，認為外部侵害導致『救亡』成為更迫切的任務，從而中斷了了『啟蒙』。然而，這種解釋誤判了『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新文化運動的主旨是國家獨立，民主與科學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而非終極目的。當有了更強大有效的手段後，選擇更強大有效的手段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歷史的演進是連續的。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外部和偶然的因素是次要的。決定其歷史走向的是龐大而深層的基底。偶然的因素可能會暫時改變歷史的走向，但對於歷史發展的主線而言，只是小的擾動。最終要回到由基本面所決定的主線上來。
2026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