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判了我五年。」
這是張經魁先生對中華民國一場苦澀的單戀。在他最精華的青壯年時期，換來的卻是體制第一次冷酷的拒絕。沒有太繁瑣的理由，或許只是一封信、一行字，他的五年自由就這樣平白無故地被沒收了。
人生能有幾個五年？在監獄那方狹小的天地裡，日子被高牆裁切得支離破碎。在日復一日計算著重見天明的自嘲中，他低頭向現實妥協。在那段被世界遺忘的時光裡，他開始跟著獄中的前輩做學問、鑽研水電維修。指尖觸碰電線時的專注，成了他在那個專斷枉法的歲月裡，唯一能握住的現實。
過去
這場悲劇，源於1960年一場毫無公平規則的國家級「鬼抓人」遊戲。那年，才十九歲的張經魁在一次集會中被捕，成了威權國家機器這隻「鬼」眼中的獵物。令人戰慄的是，在這場遊戲裡，鬼抓你的理由往往不需要你真的做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反抗。
事實上，當時的張經魁並沒有對時政提出什麼驚世駭俗的評論。在面對朋友向陵生的來信時，身處求學階段的他，甚至在回信中透露自己早已「自顧不暇」。然而，僅僅因為他在字裡行間，沒有用強烈的態度去否定向陵生支持革命的想法，國民政府的情治系統便擴大解讀，將這種溫和的同理與「不否定」，羅織成「鼓勵他人革命」的意圖。最終，他被冠上《懲治叛亂條例》中定義模糊的「陰謀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罪名，硬生生被奪走了五年的青春[註1]。
當時的政府宣稱，戒嚴與軍法審判是為了保障國家存續、穩定社會秩序的必要手段。然而，當這場遊戲的規則專斷到連人民在私人信件中的「無奈與不否定」都能成為罪證時，體制的失能與恐懼便昭然若揭——這不是在維護正義，而是在有系統地逼迫所有人進行自我審查，摧毀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
當張經魁在獄中與父親會面，兩人只能隔著冰冷的會客玻璃屏障對視哭泣。那道玻璃屏障，具象化了極端國家暴力如何硬生生切斷父子間的人性連結。而張先生身為空軍的父親，在兒子被捕後，在軍中集體化的環境裡遭受同袍的指指點點，正赤裸裸地揭示了威權政府如何透過系統化的污名手段與人性操弄，製造親友間的孤立感，將無辜的家屬也逼成「獄外之囚」。
最讓人困惑的是，為什麼服刑期滿了，鬼影卻依舊如影隨形？
這場鬼抓人並沒有在張先生跨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天畫下句點。即便他後來在紡織廠找到了工作，國家的秘密監控與特務的「關切」依然如期而至，最終迫使公司頂不住壓力，不得不「建議」張先生離職。這並非單純因為個別官僚的問題，而是整個威權體制結構性的失能。政府透過侵蝕社會思考與剝奪勞動權的方式，將受難者隔絕於社會之外。在一個連基本工作、薪資等生存條件都被剝奪的絕境下，道德一方高喊著傳統孝道，一方卻用法外之手摧毀了一個青年想要盡孝、與父親安穩度日的可能。官方的冷冰冰判決檔案，只記載了他因一封信被抓捕的法條；但唯有透過這段被逼至絕境的紡織廠日常，大眾才能讀懂體制是如何在不留痕跡的壓迫中，慢性殘害著一個人的生命尊嚴。
在影片中，張經魁先生發出了最沉重的質問：「轉型正義為什麼十六年了還沒結束？」
很多人誤以為台灣的轉型正義轉了二十年還轉不完，只是因為「發賠償金」的進度太慢。但事實上，台灣政策長期陷入了「發錢消災」的框架中。根據官方現行的推動架構，除了金錢補償（如從白色恐怖時期的 600 萬元上限，到近年提高賠償並研議沒收財產返還）之外，國家名義上還同步進行了其他維度的平復作為。
像是法律名譽的平反，公告撤銷過往不法審判的有期徒刑與罪名；或是醫療與長照資源的介入（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由助人工作者主動關懷高齡受難者的身心與醫療需求；甚至是歷史記憶與見證傳承，設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等[註2][註3]。
正義會遲到
問題就出在，這些看似完善的配套，在實踐上面臨了致命的結構性互卡，導致正義嚴重「遲到」。
首先，是只有「被害者」被平反，卻沒有「加害者」的荒謬劇。台灣轉型正義最大的斷裂，在於我們撤銷了張經魁先生的罪名，也發了賠償金，但檔案裡的最終決策者、特務、線民等施暴主體，至今在法律上與歷史上依舊是一片空白。這種半套的正義讓所有的平反流於形式，受難者期待的加害者誠心認錯與道歉，永遠等不到回應。
其次，是情治威權遺緒與國安法規的結構性對撞。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任務結束解編後，業務被分散至常態部會推動，實質上卻失去了跨部會協調的最高實權。當文化部、檔案局想要落實資訊公諸於眾時，立刻一頭撞上國安局、調查局等情治單位的銅牆鐵壁。情治機關死守情報工作法規與國安機密，堅持對關鍵檔案進行大規模的遮蔽、塗黑與永久保密，導致解密檔案變成滿紙馬賽克的文字遊戲。當國家用「國家安全」的防空洞繼續掩蓋真相，本質上就是在制度結構上保護當年的施暴體制。
最後，是冰冷體制對創傷療癒的二度傷害。即便是政府宣稱的創傷療癒與長照服務，也常常落入目標導向的數據指標陷阱。醫療與社福體系習慣用常規、冰冷的傳統問診來對待高齡受難者，卻完全無法辨識政治暴力留下的深層恐懼。當醫護人員對抗拒就醫的受難者實施急性醫療處置（如手銬般的約束保護、口鼻灌水般的鼻胃管置入）時，在毫無創傷知情的前提下，實質上無意中複製了當年偵訊室或軍事監獄的酷刑經驗，對老前輩造成嚴重的二次創傷。
真心補償？選舉作秀？
然而，每當轉型正義在台灣被提及，社會大眾最常發出的質疑往往是：「這是不是又在為了選舉作秀？」
這種高度的社會對立與懷疑，在處理威權象徵的議題上最為劇烈，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爭議，就是中正紀念堂的轉型爭議。
支持保留的人認為，蔣中正建設台灣有功，改名與拆銅像不僅浪費公帑，更是在全盤否定歷史、撕裂社會。但如果從政治暴力創傷的視角出發，這座巨大的威權象徵，本質上就是那場恐怖鬼抓人遊戲。有受難者家屬曾沉痛表示，中正紀念堂讓她想起被蔣中正下令槍決的父親，多年來她根本不敢踏入這個地方。
確實政治受難者群體在民主社會中的重要性，他們理所當然是社會的一份子。但若牽涉到整體的改名與空間大動干戈，我們必須理性評估：如果這項大工程所花費的公帑如同台電改名般驚人，最後卻又無法完全撫平受難者的傷痛，這樣的作法真的有必要嗎？
事實上，蔣中正之所以在歷史上被記錄，大部分是因為他當時反共的時代背景與歷史定位，紀念他的人也大多立足於此。這段歷史是實然存在的，那就是一個歷史，不需要、也不應該在民主時代對歷史進行粗暴的視覺抹除。對於中正紀念堂的爭議，我個人的淺見是：要拆除銅像可以，要改名也可以。但我並不認為僅僅做完這兩件事，政治受難者與家屬長年累積的深層創傷就會被撫平很多。
如果轉型正義只停留在形式上的拆除與改名，那只是另一種流於形式的空間抹除。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們必須「重新賦予這個空間全新的歷史意義」。我們要把威權崇拜的封閉神話，轉型為直面歷史殘酷的民主教育園區。
因為，從張經魁先生的生命史與無數受難者的經歷中，我們可以讀懂，政治受難者真正想要的，絕非幾句政治口號或推倒一尊銅像，而是一個全新的政府——一個有勇氣徹底打開歷史黑盒子、真正承認過去錯誤的政府。國家必須清清楚楚地告訴各位：當年的體制究竟為什麼錯了？
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秉持誠意公開以前的所有資訊。憑什麼目前的轉型正義都只有受難者的生命史被攤在陽光下，那當年的加害者呢？難道整個體制內只有一個蔣中正嗎？一個蔣中正就夠了嗎？我不覺得。古代的暴君身邊都有奸臣，蔣中正一個人就可以把國家搞成這樣，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那些隱形在檔案背後的最終決策者、特務與線民，才是結構性不法的核心。
一句著名的西方法律格言說：「遲到的正義是被否定的正義」（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當政府把資訊鎖在黑盒子裡、情治單位依舊像當年的鬼一樣死守著檔案不放，那台灣這二十年來的轉型正義，當然會被簡化為選舉時才被提起的政治作秀，永遠等不到真正的共鳴與和解。
唯有當國家願意褪去施暴者的威權鬼影，誠實地承認錯誤、公開加害者真相，台灣才能真正結束這場漫長的鬼抓人遊戲，讓所有被定格在過去時空的靈魂，迎來真正清明、且互相信賴的社會。
資料來源：
- [註1]：張經魁先生訪談紀錄（受難者）—臺灣歷史館
- [註2]：轉型正義
- [註3]：臺灣的轉性正義所面對的課題—施正鋒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