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好像很難懂？」這是許多藝術工作者最常被問的問題。Kayo的回答是，「其實藝術最好玩的可能就在於，它很難三言兩語交代清楚，但它會留給你很多問題，好的藝術帶領你重新思考、甚至改變觀看世界的角度。很多事是無法三言兩語能說清楚、或被理解的，但我想，也正是因此我們才會需要藝術。」身為策展人和藝術評論者，Kayo和藝術結緣很早，故事還得從她複雜的身世背景說起。
「我總在想，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台灣人？什麼是香港人？什麼又是海歸呢？我曾在陳界仁的作品中偶然發現，原來一個人家族史中曾經歷過的移⺠與離散的經驗，不只發生在我的家族史中，原來也可以視為是整個臺灣政治經濟⽂化變遷的縮影。」解不開的糾葛，Kayo在透過藝術中找到一條認識自己的途徑。因⽽以⽂字為媒介，進⾏實踐藝術介⼊與社會批評，聚焦於關⼼⾝份認同、後殖⺠、殖⺠後集體潛抑、轉型正義等議題。
Kayo談到訪問沖繩縣立博物館時，聽副館長介紹沖繩歷史及身份認同。1972年美國將沖繩主權歸還日本，歷史稱為「沖繩返還」，原本受英語教育的沖繩人必須開始講日語，學習當一個「日本人」。「那個要當日本人的衝擊，就像我爸對我說要當香港仔很像。」這份熟悉感讓她認為，藝術和展覽不僅面對大眾，也可以很入世。
英國留學期間，恰逢法國五月學運滿五十週年，在課堂上談論社會運動與藝術之間的關係時，發現對於歐洲學生而言，普遍而言不太清楚在亞洲發生的學運，於是這成為她在塞克斯大學（Unviersity of Essex）Art Exchange畫廊策劃「(In)Tens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展覽的契機。這檔展覽受到不少矚目，吸引來當地的採訪討論的同時，亦引發部分人士不滿，校內中國學生發函向教授提出抗議，認為展覽宣揚港獨，甚至有香港媒體報導，指稱此展「點燃許多人的反中情緒」，引起校方的關切。
對展覽引起的爭議，Kayo顯得很淡定，「因為展覽之於我，意義在於傳遞訊息、創造溝通；本來就不可能有『完美』的對話，更何況完美的展覽。」在她看來，藝術是思想的軌跡，展覽是溝通的平台，不是用一個意識形態取否定另一個意識形態，創造對話才是本意。
藝術引領她探索生命，然而進到藝廊工作後，必須面對另一個問題：藝術和商業之間怎麼取得平衡？觀察到在臺灣有一個令人擔心的現象正在發生，收藏家的消費品味對藝術家創作方向是有相當影響力的，那能留下藝術的純粹性剩下多少？Kayo曾覺得矛盾，「藝術被束之高閣，變成菁英的消費習慣。可是當我在畫廊推這些作品，發現收藏的人會得到心理上的寬慰，也能讓創作者走得更遠。」眼前彷彿有兩條路，一條為資本主義服務，另一條則是賺不到錢的藝術之路，Kayo說：「走得夠久才看得到這兩條路，我還在找答案，想辦法讓兩條路一起前進。」
不斷前進找答案，不斷產生新的問題。對於策展的啟蒙，要回到當年在瑞士紅十字會博物館看到戰後歷史的展覽，第一次感受到策展的力量。「雖然看不懂文字，但能感覺到展覽的編排、故事結構和深度，讓我非常震撼，也開始去想，我想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藝術。」對於藝術的追問可能窮盡一生，Kayo認為這是策展人的必然使命，「你必須對時代和趨勢脈動有好奇心，不斷關注研究。」
SyndAvant 凝聚願意將創意與專長應用於改造社會、推進社會進步之創意人，我們稱之為 Avantist 。這一系列專訪，將帶各位認識這些 Avantist 如何經營自己的專業，運用自身才華與影響力，進而形成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力。
編輯：Vera
攝影：韓筠青
核稿：V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