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化的国家暴力：希伯伦老城的自动化监控与巴勒斯坦人的被剥夺

算法化的国家暴力：希伯伦老城的自动化监控与巴勒斯坦人的被剥夺

作者：索菲亚·古德弗兰德（Sophia Goodfriend） 

出处: Sophia Goodfriend (2023). “Algorithmic State Violence: Automated Surveillance and Palestinian Dispossession in Hebron’s Old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18. https://doi.org/10.1017/ S0020743823000879 

翻译：James X

摘要

本文通过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以色列军队部署的生物识别识别系统“蓝狼”（Blue Wolf）为案例研究，探讨了自动化监控技术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影响。通过对希伯伦地区遭受密集监控的巴勒斯坦居民、一名转行成为生物识别初创企业创始人的以色列高级将领，以及参与构建“蓝狼”数据库的退伍军人的访谈，本文揭示了算法监控下不均衡的生活。他们的叙述揭示了自动化监控系统如何作为国家赞助的恐怖主义形式运作。在全球化信息经济与以色列定居殖民主义在希伯伦的灭绝性目标交汇之际，新型监控技术正侵蚀巴勒斯坦社会生活，同时使定居者技术官僚得以将占领的暴力重新包装为资本投资与增长的机遇。关注希伯伦算法监控下的生活脉络，最终重新定位数字时代积累与剥夺理论的框架，摆脱纯粹经济主义的视角。与之相对，我强调推动监控技术创新的暴力政治诉求，这一趋势在巴勒斯坦及全球范围内均有体现。 

关键词：监控；人工智能；巴勒斯坦；以色列 

超过五十五年的以色列军事统治使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希伯伦老城成为数位时代军事主义的典型幻想。曾经是西岸南部商业中心的希伯伦老城，如今被技术先进的监控系统覆盖，据推广这些技术的以色列将军表示，此举可使以色列军队在地面部署极少部队的情况下实现对该地区的完全控制。作为被占领的西岸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已经被运动和热传感器、车牌扫描仪、人脸识别算法、全天候闭路电视监控覆盖了，数百名犹太定居者和士兵在几平方公里内侵占巴勒斯坦人住宅。【1】这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监控设备大多通过与军事技术人员和行业领先的私营企业合作研发，并由征召入伍的士兵在无限的原始数据中进行优化：生活在以色列军事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平民。 

2021年，以色列在希伯伦的军事监控系统引发全球关注，《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在老城区安装了配备人工智能的摄像头，能够识别人类面部。这些摄像头与以色列国防军的“蓝狼”计划相连。“蓝狼”是一款移动应用程序，允许士兵通过一个庞大的生物识别数据库对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检测和分类，而大多数人并未同意加入该数据库。【2】该数据库名为“狼群”，存储了巴勒斯坦平民的个人资料及被分配的安全等级（红色、黄色或绿色）。【3】截至2022年春季，以色列士兵每天向系统新增大量平民的数据：在街头拦截他们，拍摄学校外的儿童，或强行将家庭从家中拽出来进行拍照。【4】以色列军方官员宣称该系统是向“无摩擦占领”过渡的官方举措，并称其得益于本国人工智能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创新。但当国际媒体报道“蓝狼”在该市的使用时，其反乌托邦式描述让人联想到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控制社会”概念。【5】一个由计算机和代码驱动的电子监控设备装置取代了军事瞭望塔式的全景监视社会。【6】

本文通过民族志研究，以希伯伦的“蓝狼”系统为案例，探讨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技术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影响。我穿梭于士兵、将军和遭受密集监控的巴勒斯坦人的叙述之间，揭示全球化信息经济如何与以色列定居殖民主义的诉求在希伯伦老城交织。将“蓝狼”视为一种国家暴力形式，我记录了新的监控系统如何侵蚀巴勒斯坦人的社会生活，同时允许定居者技术官僚将占领的暴力重新包装为资本投资和增长的机会。通过关注希伯伦在算法监控下的生活脉络，本文重新定位了数字时代积累与剥夺理论的框架，使其摆脱纯粹的经济主义解读。与之相对，我突出了推动监控技术创新的暴力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在巴勒斯坦和全球范围内都存在。我的研究成果源于2021年至2022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的民族志田野调查，该调查是探讨人工智能对以色列军事统治影响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本文中引用的对希伯伦地区遭受密集国家监控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军队人员的访谈，是这个更大的民族志项目的一部分。【7】

超越监控资本主义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使得像“蓝狼”这样的军事监控系统成为可能。这些系统起源于社会学家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na Zuboff）所称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种在21世纪初出现的经济体系，其经济增长依赖于科技公司利用用户私人信息的能力，将人类数据转化为免费的利润来源。【8】在巴勒斯坦以及其他殖民地语境中，这种经济体系明确有殖民统治的目标，形成了戴伦·拜勒（Darren Byler）在对中国西北维吾尔人被剥夺状况的研究中命名的“恐怖资本主义”（terror capitalism）——一个将资本主义对数据和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与国家以安全为名对数字化和自动化监控的原型设计与实验相结合的过程。【9】通过将对殖民主义的研究置于全球化信息经济的核心，拜勒对数字时代规范性的积累（accumulation）理论提出了重要修正。在监控资本主义下，被数字技术保护的消费者被强制生产数据并为企业新型的权力结构提供养分。【10】在恐怖资本主义下，私营企业与军队及警察机构合作，系统性地从边缘化群体中提取社会数据。【11】导致形成了一个剥夺与剥削并存的体系，针对不被视为公民权利保护范围内的群体进行监视与管理。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将扩展并修订拜勒对恐怖资本主义的定义，以记录新技术如何助长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者殖民主义。“与国家恐怖主义不同，”拜勒指出，“恐怖资本主义关注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剥夺，而我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主要由经济激励而非政治权力驱动。”【12】然而在希伯伦，社交媒体监控、闭路电视摄像头、生物识别监控、间谍软件和定位追踪设备并非仅仅为与以色列军队合作的私营企业积累财富提供便利。这些所谓的“安全解决方案”也加剧了数百万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军事统治的残酷影响，助长了长期依赖国家恐怖主义的以色列定居殖民主义的政治诉求。【13】新的监控技术使剥夺和限制特定人群成为可能，同时更有利于定居者社会内的财富积累。例如，巴勒斯坦人被限制在覆盖着持续更新的监控系统的狭小城市空间内，而以色列国家则自诩为“初创企业的民族”和“全球国土安全问题的领导者”。与祖博夫所设想的“新经济秩序”不同，监控资本主义揭示了巴勒斯坦长期存在的殖民剥夺过程。新技术使那些尽管面临军队和定居者暴力仍留在自己家中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变得更加难以维系。【14】

通过考察希伯伦算法化监控的开发与部署，我亦对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监控装置的研究提出修正。随着以色列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0–2005）后监控能力迅速扩张，学术界对以色列日益数位化的占领也愈发关注。对军事监控政治经济的批判性分析与强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军事统治性质变化的学术研究同时发展。【15】其中许多研究以以色列监控体制的殖民遗产、物质基础设施、技术构成及军事战略为研究对象。如今，学者常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实验室，一个封闭空间，以色列军队与私营科技公司在此合作，开发监控和追踪人口的特别能力。【16】

这种所谓的“巴勒斯坦实验室论”近年来遭到批判。莱斯·马霍尔德（Rhys Machold）指出，即使是将以色列监视与安全技术视为“特别案例”的批判性框架，也无意中强化了维持占领者——那些急于将军事统治重新包装为以色列国土安全产业营销资产的人的论调。【17】转行成为初创公司创始人或担任私营科技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将军们，将监控和执法技术创新描绘为解决暴力循环的无与伦比且始终是暂时性的解决方案，而以色列急于将这些方案推向世界。然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统治绝非一种暂时的军事力量展示，不会在和平到来时消散。挑战“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视为独特且例外存在的研究假设”，卡里姆·拉比（Kareem Rabie）呼吁对以色列对西岸的占领进行批判性分析时，需将其置于以色列长期存在的“定居殖民主义诉求”语境中。【18】同样的，瓦西姆·甘图斯（Wassim Ghantous）和米科·约罗宁（Mikko Joronen）呼吁学者将对以色列定居殖民主义的研究与“聚焦资本主义逻辑和关于暴力的政治经济研究”相结合。【19】本文后续呈现的民族志材料——一位从军人转行成为生物识别初创公司创始人的证词、在希伯伦参与建设“蓝狼”项目的士兵的叙述，以及在该市遭受密集监控的巴勒斯坦人的经历——均回应了这一呼吁。我强调，以色列的占领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力量，与数字时代全球积累与剥夺的转变相契合，而非特别案例（图1）。

缩小冲突

退伍将军丹尼·蒂尔扎（Dany Tirza）在以色列定居点卡法阿杜明（Kfar Adumim）的家中办公，该定居点是一个建在被占领的西岸山丘上的堡垒化郊区，距离耶路撒冷不远。我于2022年2月对他进行了采访。【20】我们在其家族住宅附带的会议室中会面，这是一座被修剪整齐的草坪和阴凉松树环绕的温馨平房。木质墙壁上挂满以色列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地图；落地窗外是延伸至约旦河的干涸山谷。我通过希伯来语邮件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一名犹太裔美国研究者，希望了解以色列军方如何阐述生物识别监控的益处。蒂尔扎因在2000年代规划以色列在西岸蜿蜒的隔离墙路线及大规模检查站体系而闻名，他热切希望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专业知识。【21】

图1：希伯伦老城一处定居点由以色列士兵把守。照片由作者拍摄。

与许多职业将军一样，蒂尔扎将自己的知识视为可推广的。例如，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40年后，他现在经营旅行社，担任电视评论员，并经常前往美国参加安全会议和军事贸易展。蒂尔扎曾担任顾问，就如何在美墨边境建造混凝土屏障向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提出建议，并帮助贾里德·库什纳策划了从未实施的“世纪协议”，以及特朗普政府所谓的2020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平计划——该计划合法化了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西岸的定居点，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不可分割的首都。蒂尔扎在2010年代末退役后，创立了生物识别监控的私营企业Yozmot Inc.。目前，他与以色列人工智能初创公司Corsight AI合作，向全球的警察和军队推广配备人脸识别技术的随身摄像头。在我们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伯爵红茶，一边坐在他的会议桌旁交谈时，蒂尔扎解释说，在巴勒斯坦实施生物识别监控是为了应对一系列特定挑战。他指出，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及之后，街头和检查站的密集警务行动效果不佳。在2000年代，当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袭击以色列平民，而以色列军队几乎每天都在西岸发动致命军事突袭时，以色列军方的政策是监控所有符合“恐怖分子”特定特征的巴勒斯坦男性。监控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的检查站对他们进行脱衣搜身，在巴勒斯坦城市街道上拦截平民进行盘问，以及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拘留他们。“我们认为17岁至25岁的单身男性，尤其是来自难民营的，都可能是恐怖分子。但有些人从我们的监控中漏网了，”蒂尔扎说。随着“独狼式袭击”的激增——这些袭击者并不符合传统“恐怖分子”的特征——军队被迫改变策略。【22】据蒂尔扎介绍，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走向尾声，新的监控系统被实施，以优化军事监控战术。人脸识别技术承诺能够精准识别对以色列当局确信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员，同时避免对所有平民进行侵入性监控。“生物识别技术是一个解决方案，”他说，“找到正确的目标，放过其他人。”

蒂尔扎重复了以色列军方和政界常常向外国记者和研究人员推销理想化的大规模监控科技投资时的论调。他们声称新技术在巴勒斯坦减少了军事统治的非人道影响，同时可以继续维护以色列以犹太人安全为名维持的对土地的控制。面部识别技术将监控巴勒斯坦人的行踪，同时缓解检查站长时间的排队；无人机可提供有效侦察并减少地面部署的兵力；赛博武器能监控巴勒斯坦通信并减少审讯次数。【23】政坛领导者表示，这些策略旨在通过减少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摩擦”，推动官方“缩小冲突”的举措，从而使军事统治对所有人而言都变得不再那么具有侵入性——“放过其他人”，正如蒂尔扎所言。【24】以色列中间偏右阵营推崇以色列哲学家米迦·古德曼（Micah Goodman），被认为是现政府“非官方顾问”【25】。他主张放弃持久和平解决方案，转而通过减少对巴勒斯坦人行动的限制并促进经济自主权，在以色列军事统治下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

尽管支撑当代“缩小冲突”尝试的技术是新的，但蒂尔扎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统治框架为“人道”的论述并非新鲜事。自1967年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来，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一直承诺实施一种更“开明的占领”（kibosh naor）。【26】尽管有此承诺，人权组织指出，限制人员流动、压制言论自由、未经审判的拘留、复杂的许可证制度以及对示威自由的压制，仍是以色列军事政权的显著特征。【27】对于以色列的政治精英而言，承诺这些状况是暂时的，始终是为了转移了人们对这些措施监禁性质的关注。【28】生物识别监控是以色列“开明”占领的自然延伸，据称既能使其更人道，又能扩大以色列的监控能力。【29】以色列内政部早在1999年就引入了生物识别身份证，声称该技术将使得通过加沙与以色列之间的埃雷兹口岸通行的巴勒斯坦劳工更加便利。【30】到2004年，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所有巴勒斯坦劳工都持有此类生物识别身份证。【31】2019年，以色列在主要边境口岸安装了生物识别摄像头，监控所有巴勒斯坦平民进出被占领土的行踪，无论其持证状态如何。随后，调查报道揭露，军方已在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城市地区安装了人脸识别摄像头。【32】军方随后推出了“蓝狼”系统，最早于2020年开始启用。

丽贝卡·斯坦（Rebecca Stein）提醒我们，以色列的科技化占领依赖于“极端的不平等”。【33】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及之后，以色列监控体系的扩张催生了一支由军队培训的开发人员、分析师和黑客组成的IT人才队伍，他们大量涌入私营部门。许多最初为军事用途开发的系统在民用技术市场中找到了第二春。到2000年代中期，以色列已重新定位为“科技初创国家”，其科技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而巴勒斯坦人则面临日益严密的监控。外国资本涌入特拉维夫等城市，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则承受着无休止军事占领带来的经济冲击。经济自由化与地区政治冲突并存，以色列重组了战争经济结构以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34】与此同时，持久和平的计划愈发遥不可及。蒂尔扎由退伍将军转行成为生物识别初创公司创始人，正是这一系列趋势的典型代表。

以色列占领形式与可持续性的转变并非真空中的产物。蒂尔扎所描述的生物识别监控转向始于数字时代之初。数位经济崛起与“9·11”之后诸多国家的“国土安全”政策影响日增，加强了全球各国科技产业与情报机构之间长期的紧密联系。美国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正如祖博夫所写的那样，21世纪初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重组了各自机构，以“更像谷歌”的方式运作。【35】美国情报界的领导者经常与科技公司高管在业务发展方面进行磋商，重组联邦机构以适应数位时代的需求。

在美国，这种重组还建立在民用科技部门与军方更正式的合作基础之上。个人电脑和手机的普及使谷歌、苹果和脸书的数据分析能够追踪和记录个人数据。这些平台还经常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与政府共享这些信息。【36】国家在民用生活各领域加强监控的需求，催生了收集和管理这些信息更具创造性和便利性的解决方案。【37】作为人工智能、数据收集和分析实验之中心的私营科技部门，满足了这一需求。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反映了这些全球趋势。在21世纪初在以色列精英情报部门8200部队的士兵和退伍军人中流传的杂志中（这些杂志如今保存在特拉维夫以北的吉洛特十字路口军事基地旁的以色列情报工作纪念档案馆），军事记者以敬畏的语气描述了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先进能力。以色列军事领导层开始与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企业高管进行咨询，将原先被动的情报收集单位改造为将军们在这些杂志中描述的“致力于网络黑客攻击、人工智能开发和数据分析”的多个小型科技初创企业集合体。【38】当士兵们离开军队后，他们纷纷涌入日益增多的私人监控公司，这些公司往往由情报单位的退伍军人创立，专注于进攻性和防御性网络安全、生物识别监控、遥感技术以及图像收集与分析。【39】国际科技集团或风险投资基金经常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些公司。到2010年代，以色列的监控和国土安全部门已与美国和英国的同类部门并驾齐驱。以色列外交部将本国称为“全球国土安全问题的领导者”，而像蒂尔扎这样的军事将领被誉为全球安全专家。【40】

与美国和英国类似，以色列的民用科技产业始终与军事机构有密切联系。【41】随着以色列军队寻求新的方式使占领变得“无摩擦”——即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更不显眼、对军队更易于管理，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42】与新兴科技公司（往往由退伍将军转任CEO）的紧密合作对这一战术转变至关重要。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开发和部署的技术，随后在全球私营监控技术市场找到了第二春。被剥夺基本隐私保护的平民群体，为科技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数据流，用于完善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在武器和反恐技术装备展上，私营公司将这些技术重新包装为“无摩擦的安保解决方案”，承诺为全球的动荡局势提供便捷且人道的解决方案（图2）。【43】

“产品开发”

身着绿色迷彩服的以色列士兵在希伯伦老城蜿蜒的鹅卵石街道和单色建筑立面间格外显眼。数百年前从附近采石场开采的砂岩，至今仍让这座城市笼罩在褪色的白色中。自1990年以来，驻守在伊布拉希米清真寺周边拥挤城区的以色列士兵数量持续增加。该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最古老且最具争议的圣地之一。数百名以色列士兵守卫着800名犹太以色列定居者，这些定居者强行驱逐了居住在临街商铺、市场摊位和清真寺宣礼塔旁的巴勒斯坦人。【44】 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暴力驱逐、入室搜查、军事化执法和定居者恐怖主义，仍有约3万名巴勒斯坦人坚守在这座分裂城市的一部分，拒绝离开祖辈居住的故土。

图2 希伯伦老城一处巴勒斯坦私人住宅屋顶安装的军事监控摄像头，背景为希伯伦其他区域。照片由作者拍摄。

今天，以色列军方领导人承诺，面部识别摄像头、车牌扫描仪和便携式生物识别数据库网络的扩张将减少在希伯伦已经成为当地生活标志的暴力行为。在心情好的时候，以色列定居者青年团伙在街头游荡，向巴勒斯坦人院落投掷石块和垃圾，而身着突击步枪的士兵则在巴勒斯坦人商业区外对平民进行脱衣搜身。心情糟糕的时候，数千名武装定居者可以涌入城市，冲入巴勒斯坦人的私人住宅，挥舞手枪和军用级别的武器来袭击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士兵则在一旁旁观。2020年10月，当军方首次启动“蓝狼”计划时，以色列约旦河西岸指挥官阿米特·科亨（Amit Cohen）曾自夸希伯伦是一座“智慧城市”（smart city），拥有“一个能够实时监测空间、识别异常情况的传感器网络”，据称能“快速准确地”向士兵提供信息。【45】

理论上，“蓝狼”行动使军事监控更加高效。在该系统启用前，巡逻士兵需致电作战指挥中心核实巴勒斯坦人身份。指挥中心将信息转交至某旅，该旅再与地区协调办公室核对。这一繁琐的沟通链条需要大约20分钟到半小时，迫使武装士兵在接到指令前，必须一直守卫在他们选择拦截的行人或机动车旁边，直到士兵从上层得到确认那些巴勒斯坦人可以继续前往工作、学校或探访朋友的指示。蓝狼系统通过采用此前仅在被占领的西岸与以色列1948年边界之间主要检查站使用的自动身份验证系统，简化了这一流程。开始应用“蓝狼”后，携带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士兵可即时调取任何被拦截的巴勒斯坦人的个人资料。除地址、就业记录和通行证信息外，系统还显示士兵用于判断是否拘留（红色）、延迟（黄色）或放行（绿色）的彩色安全评级。士兵只需扫描身份证或拍摄面部照片即可。【46】

实际上，“蓝狼”系统依赖于长期限制希伯伦巴勒斯坦人生活的警察执法惯例。参与该系统建设的希伯伦战斗老兵向以色列非政府组织“打破沉默”提供的证词，侵入性程序被描述为必要的措施。为完善“蓝狼”算法并确保数据库准确性，需要大量数据——包括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照片。一份证词描述了这一过程：

我们与“蓝狼”一起出发，目标是：“收集十张面部照片。用‘蓝狼’匹配十张照片。”……你拿着这部Galaxy手机四处走动。抓住一个人，打开“蓝狼”应用，说：“早上好，天气不错，能看看你的身份证吗？”我们将身份证信息输入电脑系统。“能拍一下你的身份证吗？”很好，我们要拍下身份证的照片。我们也给这个人拍照，以便将其录入数据库。【47】

随着日常军事任务被用于数据收集和分类，作战单位逐渐演变为信息经济学者所称的“数据民工”——这些低薪技术人员被指派从事为科技公司整理和分类信息的繁重工作。【48】与其他殖民地情境类似，以色列军队为与以色列情报单位合作的私营公司提供了免费劳动力，这些公司负责开发监控技术系统。【49】大规模数据收集与以色列军队对目标人群的常规化监控完美契合，其中巴勒斯坦平民在街头、家中或放学回家的路上被拦截是家常便饭。

但在“蓝狼”计划下此类冲突更严重了。士兵们表示，军队通过小规模竞赛激励小队尽可能收集更多数据。这包括在基地外观看电影等奖励，发放给每周完成最多“配对”的士兵。【50】这一过程涉及拍摄经过官方检查站、移动路障、甚至只是刚好撞上一群以色列士兵的平民，并将图像与数据库中的生物识别信息匹配。一名2020年在希伯伦服役的老兵如此描述：

我们不需要可疑迹象来拍照，拍照本身就是目的。甚至还有一点竞争。在值班前与副指挥官开会时，军官可能会说，我要至少二十个匹配。我们就说，好的，我们弄二十个。【51】

其他人回忆称，他们被要求每周整理至少1500组配对照片。【52】这意味着，每位士兵每次在岗哨或检查站值班时，必须拍摄至少50名巴勒斯坦人的照片。【53】另一位老兵的证词详细描述了士兵在拍摄照片时采取的残酷手段：

你站在那里，比如说，有四个士兵拿着武器。有些（巴勒斯坦）人说，‘我不想被拍照，我不想被拍照……’，但如果有个强势的班长，他还是会被强行拍照。【54】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此类行为严重扰乱了日常生活。士兵们为了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拦截街上的行人、放学归家的儿童以及被路障堵住的车辆司机进行拍照。【55】有报告称，驻扎在希伯伦周边村庄的部队系统性地敲门拍照，甚至在夜深人静时将纳布卢斯附近的儿童从床上拖出拍照。【56】

伊萨·阿姆罗（Issa Amro）是2000年代初成立的“青年反对定居点”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他详细描述了此类做法在希伯伦的影响。我于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与他会面。几个月前，我与一位同事从我整个田野调查期间合作的当地数字权利组织驱车前往，当时伊萨刚与“打破沉默”组织和《华盛顿邮报》记者合作，曝光了“蓝狼”行动。伊萨言辞简洁专业，擅长用快速的英语与穿梭于这座巴勒斯坦最臭名昭著的暴力城市之一的旅游团、独立研究人员和记者交流。他举止自信，这种自信源于长期与驻扎在自家门外的士兵和定居者打交道的经历。当年轻定居者骚扰我们时，伊萨简短地斥责了他们。当我们经过手持iPad的士兵时，他切换到希伯来语，并用低声耳语让我询问他们是否能让我近距离查看系统。 

当我们穿行于希伯伦老城住宅区的狭窄巷弄时，伊萨指着街角新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和从私人住宅屋顶探出的镜头。他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宣传要点了如指掌，尤其是关于这些技术更人道的说法。伊萨强调，实际上，负责手动汇总数据的士兵反而加剧了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士兵之间的摩擦。他讲述了士兵拘留据称拒绝拍照的未成年人并将其扣留数小时的案例。伊萨表示，随着“蓝狼”系统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完善，他自己对被拘留和发生暴力冲突的恐惧也日益加剧。 

问题在于这些技术领先市场趋势数年。它们并不总是运作良好。因此，无论我们做什么，谁又能保证不会被系统错误识别？今年早些时候，一名13岁女孩在放学回家途中被“蓝狼”系统识别为安全威胁。军方将其拘留了五小时。如今这已成为最令人恐惧的事。如今，判断我是否构成威胁的权力掌握在算法手中，我如何确保自己不会被某个掌握我数据的狂热士兵拦截、逮捕甚至射杀？

正如伊萨所言，虽然士兵为完善新的自动化系统提供了便利的实验对象，但巴勒斯坦平民却承受了这些发展的主要代价。伊萨强调，支撑“蓝狼”系统的算法也有可能出现错误，尤其是在系统仍在构建和优化的阶段。【57】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士兵经常对无武装平民使用致命武力且不受惩罚，此类技术失误进一步加剧了被拘留甚至死亡的风险。“‘如果士兵在街上拦住我，看到我安全评级为红色，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开枪？’他问道。‘这就是将决策交给机器的代价，’他继续说道，‘它们从来不会正常工作。’

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将蓝狼系统带来的危害视为技术发展的必然副产品——随着系统积累足够数据以避免先前错误，这些问题会逐渐缓解。然而，希伯伦的其他居民表示，在技术监控下生活数月后，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普遍的恐惧。正如他们所说，蓝狼的高科技监控系统建立在传统警察手段的基础上，彻底打乱了他们和邻居的日常生活。

“用户体验”与国家暴力

萨米拉住在希伯伦伊布拉希米清真寺旁山坡上的一栋高楼里。伊萨在那个寒冷的十二月天气从希伯伦老城中心步行而来给我们带路。我们的路线绕过巴勒斯坦人住宅和定居者聚居区，以避开主干道上的士兵，但仍被遍布社区建筑外墙和路灯的军事级监控摄像头网络追踪。当我们走到萨米拉家门前时，伊萨指着屋顶上新安装的两台白色摄像头，它们正俯视着我们。这些闪亮的镜头尚未被风雨磨损，随着伊萨和我走进萨米拉的家门，镜头也紧随其后。

作为六个孩子的母亲和终身生活在希伯伦的居民，萨米拉说她已将家变成了一处避难所，以躲避门外不断升级的占领。墙上挂着家人肖像和西岸风光的照片，窗台上爬满绿色植物，挡住了街上巡逻的士兵。但在昏暗客厅的红沙发上，萨米拉一边喝着薄荷茶，一边解释新的监控系统如何侵蚀这最后的自主空间。自2021年初军方在屋顶安装摄像头后，以色列士兵定期前来维护。摄像头在停电后需要重启，恶劣天气下可能故障，软件也常需更新。军队只能通过前门进入，沿着蜿蜒的楼梯从一楼穿过客厅，才能到达屋顶的摄像头位置。士兵们经常未经通知就进入屋内维护监控系统：

他们不说话，只是带着设备进来。我每次对他们进来都感到吃惊。如果由我做主，我不会允许他们进来。但我无法阻止他们。他们似乎当我们不存在。有一次家里没人开门，他们直接把门从铰链上撬开。可是我们这里有自己的规矩，不希望士兵随时闯入，走上楼梯。

萨米拉将对其私人空间的不断入侵视为希伯伦监视中最不人道的部分，她强调新技术并没有减少军队对她生活的干预，而是为这种干预提供了合理化依据。“在安装摄像头之前，军队没有进来吗？”我问萨米拉。“当然他们来过，”她回答，“但只是偶尔如此。”如今完全不同：

现在我感觉自己无法离开家，万一他们来了怎么办。我的儿子给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机构（COGAT）【译者注：全称为Coordinator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是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一个机构，负责监督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与加沙的民事政策。】打电话投诉，但他们说这是必要的，他们必须查看录像。当我独自坐在这里时，我会一直戴着头巾（hijab），以防有人闯入，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我觉得在家里也不安全，而这曾是我唯一觉得安全的地方。

在应用“蓝狼”之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奉行“凸显存在感”的信条。军方的非人道做法旨在提醒巴勒斯坦人他们生活在军事占领之下。士兵会闯入私人住宅绘制社区建筑布局，或在深夜突袭民宅搜查武器。遥感技术的创新——据称能穿透墙壁的红外线摄像头和能追踪任何人在城市空间中移动的面部识别技术曾被寄予厚望，被认为能改变这一局面。【58】然而，正如萨米拉所指出的，即使是这些先进技术，其运作也依赖于侵入性的警察实践——从数据收集到技术维护，这些实践只会加剧占领对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控制。这种系统更新彻底改变了被监视社区在自己家中的感受——人们在外出办事前会三思而后行，或者始终穿着头巾和外衣，生怕被士兵监视或闯入。对萨米拉而言，士兵随时可能闯入家中重启摄像头的恐惧，摧毁了她最后一个感到免受占领军凝视的自由空间。

萨米拉的恐惧并非技术发展的附带产物，仿佛那是随着系统升级到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和停电时会消失的现象。那些屋顶没有安装军用级摄像头、未受军队定期突袭的邻居们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并改变了他们在自家隐私空间内的行为方式。士兵们闯入一些私人住宅维护的摄像头，正窥探着其他家庭的卧室窗户，追踪进出前门的行人，监控着在私人花园里玩耍的孩子。城里流传着关于“蓝狼”能力的传言——军方能透过墙壁观察并录下私密对话。无论“蓝狼”是否如以色列军方宣称的那般高效，人们都认为以色列的监控体系已无死角。

阿玛尔在2022年1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与我们见面时，也提到了这一点。阿玛尔就住在萨米拉家附近，距离仅几百米，住在一座新建的、占地广阔的石屋中，周围环绕着高墙、铁丝网，大门外还拴着一只大黑狗。当我们在她家前院聊天时，狗不时地吠叫，我们裹着外套，喝着塑料杯里的黑咖啡。过去二十年间，阿玛尔目睹了定居者对她所在社区的逐步侵占。她抚养着四个孩子，而定居者车队不断向她家上方的山坡扩张，以色列军事瞭望塔则在被征用的巴勒斯坦人房屋院落中拔地而起。许多邻居已被驱逐。阿玛尔描述了以色列定居者趁巴勒斯坦人外出时占领他们客厅的场景，非法征地行为得到驻守在外的以色列士兵的协助。她告诉我，看守前门的黑狗和围住庭院的铁丝网是应对日益敌对的城市环境的安全措施。定居者经常冲过她家，向庭院扔垃圾并用种族主义语言高声辱骂。脏袜子、玻璃瓶和罐头被卡在金属护栏的缝隙中，护栏守卫着阿玛尔的花园。

从地界线外直接对着我们拍摄的摄像头是新安装的。几个月前，士兵砍倒了一棵高大的橡树，这棵树曾为阿玛尔的前院提供了一道绿叶屏障，遮挡客厅和厨房的窗户，防止外界窥视。军队在原地竖起了一根细木桩，顶部安装了摄像头，广角镜头正对阿玛尔的前门。“我儿子向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机构投诉了。”阿玛尔告诉我，“他投诉说整栋房子都被摄像头监控，进出的人都被监视，但他们没有回应，只是说‘这是我们的工作。’”阿玛尔并未放弃，称儿子在花园、前门和窗户前竖起了一块遮挡布，以阻挡摄像头的视线。次日，军队前来将遮挡布拆除。“我们无能为力。”

阿玛尔表示，监控一直是希伯伦生活的标志。在军队将她的社区指定为新“智慧城市”技术试验场之前，她就遭受过模拟式警察执法。以色列军队曾宣布她的房子为封闭军事区，禁止她和家人进入数小时，以便监视她的邻居。士兵们会定期在深夜闯入她的家中，绘制房屋内部地图以更新记录。监控技术的创新曾被承诺能减少此类冲突的频率。然而，与萨米拉一样，阿玛尔强调“蓝狼”系统仅使以色列占领的暴力行为更加普遍且难以预测： 

现在检查站遍布各地。如果我儿子出门上班晚归，我会担心他们（以色列军队）会逮捕他。如果他们抓了他，他们有政府和法律撑腰。如果我的孩子们放学回家晚了，我会担心他们被拦下拍照，并被逮捕。

在阿玛尔看来，摄像头和士兵对狼群数据库的访问权限，加剧了她家庭多年来承受的警察镇压。过去仅限于连接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与以色列1948年边界的主要检查站的侵入性做法，如今在希伯伦老城遍地开花。负责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士兵驻守在永久性和临时性的检查站，这些检查站如今将城市分割开来。士兵不仅配备枪支，还持有iPad和庞大的生物识别数据库，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拦截任何人——无论是她去上班的儿子，还是她的孩子回家的路程——扫描他们的面部，并让自动化系统决定是否拘留他们。

“蓝狼”系统的引入也彻底改变了阿玛尔在家中的感受。在“蓝狼”系统启用前，阿玛尔曾表示，她的家是这座被士兵、定居者和摄像头包围的城市中为数不多的避难所之一。“我以前可以不用戴头巾就出来，”她指着被花坛和香草花园环绕的混凝土露台说。阿玛尔回忆起孩子们曾在树下玩耍，而她则在准备餐点和晾衣服。但新摄像头改变了一切。“我觉得整个房子都在被监视，即使在房子和我的卧室里，我也感觉或者认为自己正在被监视。”她表示，关于新系统能力的传言四处流传，这让她担心摄像头能通过窗户记录下一切，即使门窗紧闭、窗帘拉上也不例外。被占领军监视的普遍感觉让阿玛尔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隐私。

恐惧与不安全感是生活在极端监控下的必然结果。【59】以色列警察机构的扩张源于对数据的无止境追求。监控技术从检查站和军营扩展到城市街道，最终渗透进私人住宅，将目标人群的私密细节与行为转化为数据流，喂养生物识别算法。像萨米拉和阿玛尔这样的女性承受了这些做法的最大冲击。她们个人信息的被剥夺侵蚀了她们最后的自主权——将她们的客厅和卧室变成了危险的空间，让她们无法感到安心。军事统治的技术更新使希伯伦的生活日益无法忍受。新的监控技术因此促进了一个更大的巴勒斯坦人被剥夺的项目；“蓝狼”不仅在窃取平民的个人数据，还在窃取他们留在自己家中过上体面生活的可能性。尽管双方均未表示“蓝狼”会迫使他们离开希伯伦，但萨米拉和阿玛尔反复强调，继续在国家授权的恐怖统治下生活已无法忍受（图3）。

图3：希伯伦老城一条小巷中的军事监控摄像头。照片由作者拍摄。

国土安全的诀窍

2022年3月，在特拉维夫大学与一个主题公园之间的会议中心举行的以色列国防工业展览会（ISDEF）上，完全看不到希伯伦生活的暴力景象。数千名参与者在展示人脸识别摄像头、导弹防御系统、无人机和间谍软件的展位间穿梭。游客人群会撞见能够拆除爆炸物的机器狗和枪械模型。在这两年一届以色列最大的武器展上，许多参展企业与以色列军方有合作合同：从为西岸主要检查站配备摄像头的面部识别初创公司Oosto，到为以色列情报和警察部门提供网络黑客技术的初创公司Cellebrite。然而，在此这些技术被重新包装为通用的安全产品，宣称它们可以简化机场安检流程或者打击人口贩卖。与蒂尔扎的生物识别初创公司合作的Corsight AI公司，正向全球执法机构推销“智能执法解决方案”。

借鉴女性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拜勒将算法系统视为“转化装置”或者说通过将物体、人和实践“抽象化并割裂其原初语境”来生成价值的系统。【60】这类技术将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细节转化为关于整体人口的信息，构建数据集，进而优化在全球市场流通的科技产品。在监控资本主义下，这些数据集可能用于精准广告投放或优化谷歌地图界面——为企业创造价值。而在恐怖资本主义下，这些信息则强化了私营企业生产的生物识别摄像头和预测性执法软件的监控能力，用于监视被标记为威胁的族群。【61】通过将社会生活转化为无限的数据流，军事化监视与执法体系可轻易被改造为殖民社会积累资本的工具。

蒂尔扎在2022年2月于其位于一处堡垒化定居点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此次采访发生在以色列国防工业展览会前一个月。在上述采访中，他以轻描淡写的方式提及生物识别技术在希伯伦造成的恐怖，转而强调该技术对全球国土安全体制的通用性。事实上，当我问蒂尔扎生物识别监控如何提升以色列在西岸的安全时，他强调了“蓝狼”系统在任何部署环境下的抽象有效性：

我学会了如何在安全需求与民众的人权之间找到恰当平衡。我们试图从人群中筛选出通缉犯和可疑人员，仅针对他们。其他人则应该被放过。我们努力减少羞辱。以色列多年来一直通过各种机器——例如人脸识别，来实施这一策略。我们可将这些解决方案提供给世界。

当我追问蒂尔扎关于生物识别监控对以色列及他所描述的其他地区具体益处的更多细节时，他仍以笼统的话语回应：

我们学会了不将人视为敌人。如何通过自动化系统控制他们以减少恐怖主义，这就是未来。因为无论你在何处使用自动化系统，只要能立即识别人员且不让他们察觉，就能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化解愤怒。

通过赞扬生物识别监控的技术与人道主义意义上的高效，蒂尔扎成功回避了自动化军事统治的具体影响——这些影响并未与长期存在的政策（如入侵家宅或在希伯伦等地拘留巴勒斯坦人）形成根本性断裂。蒂尔扎转而从以色列检查站生物识别监控的具体优势——据称能快速高效地识别安全威胁——转向此类数据对全球国土安全机构的普遍价值：“从人群中筛选出通缉犯和可疑人员。”正因如此，蒂尔扎用抽象概念描述那些常遭受密集监控和暴力的人群。巴勒斯坦人被简单归类为“可疑人员”，成为全球范围内任何威胁社会秩序与稳定的人群的模糊代名词。蒂尔扎的言论不仅通过将所有巴勒斯坦人构造为潜在的安全威胁，为西岸地区的大规模监控合理化，他还展示了军事化监控如何通过承诺为全球的不安全状况提供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缓解方案，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蒂尔扎并非唯一渴望将自己在维持以色列军事统治中的经验转化为抽象的国土安全知识的人。他将以色列规划其庞大隔离墙和检查站制度的二十年历程，简化为以色列军队“希望向世界提供的简单‘解决方案’”。参与构建和管理“蓝狼”等监控系统的特工——编写人脸识别算法、分析监控数据、追踪所谓“安全威胁”对象的人，也将军事经验转化为高科技职业术语。在领英等专业人士社交平台上，他们委婉地将工作描述为“开发运营”、“用户体验”或者“产品管理”。【62】士兵甚至给“蓝狼”起了个绰号“巴勒斯坦人的脸书”，称其用户界面令人感到熟悉，就像使用社交媒体应用查看朋友的个人资料一样。就像军火公司的品牌策略一样，退伍军人利用这种比较，将军事经验重新包装成通用的技术知识。

希伯伦新监控技术的开发与部署因此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定居殖民主义目标紧密交织，将算法监控转化为国家暴力的新领域。士兵的日常工作——保护不断扩大的定居者运动、闯入巴勒斯坦人住宅、在街头骚扰平民，为开发新技术提供了便利的劳动力来源。遭受日益严酷监控的巴勒斯坦人被转化为算法训练的无限数据源。这些去人性化的警察与自我约束机制强化了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生活的控制，同时为一批接受军事训练的开发者和企业高管组成的新兴创业阶层提供了宝贵资源。

算法化的国家暴力

民族志研究对算法监控下生活状况的关注，挑战了以色列军队关于新技术能减少以色列占领的非人道影响、实现“无摩擦”控制模式的宣传。门被从铰链上拆下、未经审判的拘留、摄像头窥探私人住宅、以及摄像头被强行对准平民面部，这些都是希伯伦生活的标志。军队将支撑这些努力的技术称为“创新型维安方案”，声称这些技术能平息动荡的政治局势，并将它们比作在全球民用环境中部署的监控系统。然而，像“蓝狼”系统这类技术的引入与实施，使以色列的占领变得更加不人道，因为新技术正在侵蚀巴勒斯坦平民最后的隐私。那些生活被这些系统颠覆的人的经历表明，新技术与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殖民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诉求相契合：即通过种族性的强制剥夺，在该地区维持犹太人多数地位。【63】

在拜勒的著作中，恐怖资本主义主要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推动了中国西北数位化和生物识别监控的扩张。然而，本文已阐明希伯伦的恐怖资本主义首先且最根本上与以色列国家建设及犹太定居者扩张的诉求相契合。即便“蓝狼”等系统将士兵和情报人员转化为以色列蓬勃发展的安全技术产业的廉价劳动力，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军事统治的现状所带来的净成本对以色列社会整体而言的经济收益都极为有限。【64】然而，在希伯伦，全球资本与专业知识的流动确实汇聚在一起，助长了以色列定居殖民主义的灭绝性目标。技术化的占领维持着一个定居者企业家精英阶层，同时使留在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尽管被宣传为缓解地区不稳定的人道主义良方，数位化和生物识别监控被体验为国家批准的恐怖形式，加强了其本应缓解的暴力。对此，莱斯·马霍尔德指出：“在‘巴勒斯坦实验室论’中存留的是对国土安全解决方案（无论以色列还是其他国家）的‘恋物癖’认识”，他们的价值源于一种“不基于使用价值的神秘价值”。【65】事实上，尽管生物识别和数字监控侵蚀了巴勒斯坦人的社会生活，但这并未阻止2022年春季在以色列1948年边界内发生的一系列自杀式袭击，这些袭击引发了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大规模军事突袭。因此，在“蓝狼”计划实施仅数月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便陷入了自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最血腥的时期。2022年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近二十年来最致命的一年，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有167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部队杀害，29名以色列人被巴勒斯坦袭击者杀死。2022年底，以色列技术官僚关于更高效管理占领的承诺已被当选政客们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所淹没，这些政客誓言要夷平西岸各地的巴勒斯坦城市。【66】2023年6月，以色列军队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轰炸了杰宁难民营，造成大量民用基础设施损毁，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随着缩小占领的承诺让位于无节制的犹太至上主义和无休止的暴力，投资于此类“解决方案”的真正代价变得十分明显。

注释

【1】希伯伦（阿拉伯语称“阿尔-赫利勒”）是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两大圣地之一——易卜拉欣清真寺（又称先知洞穴）的所在地。如本文后续内容所详述，希伯伦因其宗教与政治象征意义，已成为犹太定居点扩张及以色列军事主义在被占领的西岸地区和东耶路撒冷地区极端表现的典型案例。与耶路撒冷并列，希伯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仅有的两座城市之一，其犹太以色列定居点与巴勒斯坦居民区在同一城市空间内相互侵蚀。正因如此，希伯伦常被视为以色列军事占领政策的缩影。参见“Special Focus on Hebron: A Microcosm of the Israeli Occupation,” Al-Haq, 19 November 2015, www.alhaq.org/ cached_uploads/download/alhaq_files/images/stories/PDF/2012/Special.Focus.on.Hebron.Nov.2015.pdf. 

【2】Elizabeth Dwoskin, “Israel Escalates Surveillance of Palestinians with Facial Recognition Program in West Bank,” Washington Post, 8 November 2021,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israel-palestinians-surveillance facial-recognition/2021/11/05/3787bf42-26b2-11ec-8739-5cb6aba30a30_story.html. 

³A 2023 report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tails how the Wolf Pack database and Blue Wolf application work in tandem with Red Wolf, a relatively new facial recognition program installed at major checkpoints in Hebron. Red Wolf will automatically enroll anyone crossing through the checkpoint into the Wolf Pack database, storing their biometric data without consent. For more, see “Automated Apartheid: How Facial Recognition Fragments, Segregates and Controls Palestinians in the OPT,” Amnesty International, 2 May 2023, www.amnesty.org/en/ documents/mde15/6701/2023/en/. 

【3】2023年，国际特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详细揭露了“狼群”数据库与“蓝狼”应用程序如何与“红狼”系统协同运作。该系统是近期在希伯伦主要检查站部署的一款新型人脸识别程序。“红狼”系统会自动将所有通过检查站的人员纳入“狼群”数据库，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存储其生物识别数据。关于这方面的更多讯息，参见“Automated Apartheid: How Facial Recognition Fragments, Segregates and Controls Palestinians in the OPT,” Amnesty International, 2 May 2023, www.amnesty.org/en/ documents/mde15/6701/2023/en/. 

【4】Yaniv Kubovich, “Israeli Troops’ New Quota: Add 50 Palestinians to Tracking Database Every Shift,” Haaretz, 24 March 2022, 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soldiers-not-allowed-off-shifts-until-they-enter-50-palestinian names-in-database-1.10694278. 

【5】吉尔·德勒兹曾描述了从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向“控制社会”的转变。这一描述预言了数字时代黎明时分可移动算法与代码替代的封闭空间的兴起；参见Gilles Deleuze,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59 (1992): 3–7. 

【6】关于在数字时代初期对福柯监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参见Kevin D. Haggerty and Richard V. Ericson, “The Surveillant Assembla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no. 4 (2002): 605–22. 

【7】我的博士论文基于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希伯伦和拉姆安拉进行的为期二十四个月的田野调查，探讨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技术如何改变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军事统治。我采用多点定性研究方法，从卷入地区冲突机制的普通人的视角审视自动化监控：巴勒斯坦数字权利倡导者、遭受侵入性监控的平民、以色列情报单位退伍军人以及以色列科技行业从业者。

【8】Shoshanna Zubof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Hatchett Books, 2019). 

【9】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8. 

【10】McKenzie Wark, Capitalism Is Dead: Is This Something Worse? (London: Verso Press, 2019), 45. 

【11】Darren Byler, “The Social Life of Terror Capitalism Technologies in Northwest China,” Public Culture 34, no. 2 (2022): 167–93. 

【12】Ibid., 170. 

【13】为了详细了解以色列国家暴力如何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以恐怖主义形式表现出来，参见Nadera Shalhoub-Kevorkian, Security Theology, Surveill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7–11. 

【14】Zubof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1.

 ¹⁵ For work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s occupation, see Shir Hever, The Privatization of Israeli Security (London: Pluto Press, 2021); and Neve Gordon, “Israel’s Emergence as a Homeland Security Capital,” in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in Israel/Palestine: Population, Territory and Power, ed. Elia Zureik, David Lyon, and Yasmeen Abu-Laban (London: Routledge, 2010), 153–70. Scholarship on the technological and infrastructural changes to Israel’s occupation includes Gil Z. Hochberg, Visual Occupations: Violence and Visibility in a Conflict Zo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Helga Tawil-Souri, “Surveillance Sublime: The Security State in Jerusalem,” Jerusalem Quarterly, no. 68 (2016): 56–65; Ariella Azoulay and Adi Ophir, The One-State Condition: Occupation and Democracy in Israel/Palest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Adi Kuntsman and Rebecca L. Stein, Digital Militarism: Israel’s Occupation in the Social Media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Sophia Goodfriend, “A Street View of Occupation: Getting around Hebron on Google Maps,”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37, no. 2 (2021): 222–45. 

【15】关于以色列占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参见Shir Hever, The Privatization of Israeli Security (London: Pluto Press, 2021); and Neve Gordon, “Israel’s Emergence as a Homeland Security Capital,” in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in Israel/Palestine: Population, Territory and Power, ed. Elia Zureik, David Lyon, and Yasmeen Abu-Laban (London: Routledge, 2010), 153–70.关于以色列占领区技术与基础设施变革的学术研究包括Gil Z. Hochberg, Visual Occupations: Violence and Visibility in a Conflict Zo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Helga Tawil-Souri, “Surveillance Sublime: The Security State in Jerusalem,” Jerusalem Quarterly, no. 68 (2016): 56–65; Ariella Azoulay and Adi Ophir, The One-State Condition: Occupation and Democracy in Israel/Palest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Adi Kuntsman and Rebecca L. Stein, Digital Militarism: Israel’s Occupation in the Social Media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Sophia Goodfriend, “A Street View of Occupation: Getting around Hebron on Google Maps,”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37, no. 2 (2021): 222–45. 

【16】举例来说，参见Darryl Li, “The Gaza Strip as Laboratory: Notes in the Wake of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5, no. 2 (2015): 38–55; and Stephen Graham, “Laboratories of War: Surveillance and US-Israeli Collaboration in War and Security,” in Zureik et al.,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in Israel/Palestine, 133–52. 

【17】Rhys Machold, “Reconsidering the Laboratory Thesis: Palestine/Israel and the Geo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65 (2018): 88–97.

【18】Kareem Rabie, Palestine Is Throwing a Party and the Whole World Is Invited: Capital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West Bank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201, 4. 

【19】Wassim Ghantous and Mikko Joronen, “Dromoelimination: Accelerating Settler Colonialism in Palestin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40, no. 3 (2022): 407. 

【20】我使用丹尼·蒂尔扎（Dany Tirza）和伊萨·阿姆罗（Issa Amro）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们已同意被识别，并提供了难以匿名或甚至无法匿名处理的信息。本文中出现的其他所有受访者姓名均为化名。

【21】我提出这些问题的能力，既得益于又受限于以色列占领政策的民族主义逻辑。与其他在以色列军事机构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人一样，作为一名会说希伯来语的犹太裔美国研究者，我能够接触到以色列退伍军人、档案资料和科技公司，这是大多数巴勒斯坦研究者无法做到的。然而，像蒂尔扎这样的高级军事人员只愿意在我的问题不触及丽贝卡·斯坦所描述的“占领作为一种公开的秘密”时才愿意交谈。这一“公开秘密”通过“创新与人道主义参与”的修辞重新构造了以色列军事暴力的本质。尽管蒂尔扎运用了这些修辞，我的研究却通过与他的叙述对话，勾勒出以色列军事体系内外技术发展背后鲜为人知的一面。有关研究以色列军事机构的伦理含义，请参见Rebecca L. Stein, Screen Shots: State Violence on Camera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21, 128; Rebecca L. Stein, “‘The Boy Who Wasn’t Really Killed’: Israeli State Violence in the Age of the Smartphone Wit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53, no. 4 (2021): 620–38; and Ariel Handel and Ruthie Ginsberg, “Israelis Studying the Occupation: An Introduction,” Critical Inquiry 44, no. 2 (2018): 331–42.  

【22】Yaakov Katz, “Officials Urge Changes at Checkpoints,” Jerusalem Post, 11 April 2007, www.jpost.com/israel/ officials-urge-changes-at-checkpoints. 

【23】Adam Rasgon, “Israel Opens New Qalandiya Checkpoint, Phasing Out Inadequate Crossing,” Times of Israel, 25 April 2019, 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opens-new-qalandiya-checkpoint-phasing-out-inadequate-crossing/. 

【24】“Incoming Prime Minister Naftali Bennett’s Speech at the Knesset,” Haaretz, 13 June 2021, www.haaretz.com/ israel-news/elections/full-text-incoming-prime-minister-naftali-bennett-s-speech-in-the-knesset-1.9901473. 

【25】Micah Goodman, Catch-67: The Left, the Right, and the Legacy of the Six-Day War, trans. Eylon Lev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6】Eyal Weizman, 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London: Verso Press, 2007). 

【27】“A Regime of Jewish Supremacy from the Jordan River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is Is Apartheid,” B’Tselem, 12 January 2021, www.btselem.org/publications/fulltext/202101_this_is_apartheid. 

【28】举例来说，参见Ra’anan Alexandrowicz, dir., The Law in These Parts (independent Hebrew documentary released 2011).

【29】对当代巴勒斯坦监控实践如何源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殖民监视的持续分析，参见Elia Zureik, Israel’s Colonial Project in Palestine: Brutal Pursuit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30】Michelle Spektor, “Imagining the Biometric Future: Debates over National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in Israel,” Science as Culture 29, no. 1 (2020): 100–126. 

【31】Ibid. 

【32】Olivia Solon, “Why Did Microsoft Fund an Israeli Firm That Surveils West Bank Palestinians?” NBC, 28 October 2019, www.nbcnews.com/news/all/why-did-microsoft-fund-israeli-firm-surveils-west-bank-palestinians-n1072116. 

【33】Stein, Screen Shots, 8. 

³⁴ See also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34】另参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35】Zubof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48. 

【36】Joseph Masco,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in Life by Algorithms: How Roboprocesses Are Remaking Our World, ed. Catherine Besteman and Hugh Gusters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125–44. 

【37】Zubof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49. 

【38】Eli Bar, Gabi Ayalon, Amnon Angor, and Zvi Fishler, “Haveet 8200: DNA Oh Tarbut Irgonit,” MigdalOr, June 2007. 

【39】Joseph F. Getzoff, “Start-Up Nationalism: The Rationalities of Neoliberal Zion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8, no. 5 (2020): 811–28. 

【40】Gordon, “Israel’s Emergence,” 158. 

【41】Stein, Screen Shots, 12; see also Erez Maggor, “The Politics of Innovation Policy: Building Israel’s ‘Neo-developmental’ State,” Politics & Society 49, no. 4 (2020): 1–37. 

【42】Gordon, “Israel’s Emergence,” 15. 

【43】Sophia Goodfriend, “The Start-Up Spy State,” +972 Magazine, 6 April 2022, www.972mag.com/isdef-surveillance tech-israel-army/. 

【44】Bethan McKernan, “Hebron’s Jewish Settlers Take Heart from Far-Right Polls Surge in Israel,” Guardian, 12 November 2022,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nov/12/hebrons-jewish-settlers-take-heart-from-far-right polls-surge-in-israel. 

【45】Eliyahu Galil, “Hebron Smart City: Ha HMLim Hahadashim b’IOS N’hafshim,” Israel Hayom, 13 October 2020, www.israelhayom.co.il/article/807893. 

【46】“They Scan the Face,” Breaking the Silence, 2021, www.breakingthesilence.org.il/testimonies/database/837133. 尽管此处引用的证词表明士兵在拍照前曾征得同意，但人权组织和研究人员对此持不同看法。参见“Central Hebron: Soldiers Enter Residential Building and Conduct Lineup for School-Age Children,” B’Tselem, 17 November 2021, www.btselem.org/video/20211117_soldiers_enter_residential_building_and_conduct_lineup_for_school_age_children_in_central_hebron#full; and “Automated Apartheid.” 

【47】“The Military Wants to Enter the People into Its System for Control,” Breaking the Silence, 2020, www. breakingthesilence.org.il/testimonies/database/424318. 

【48】Lilly Irani, “Justice for Data Janitors,” in Think in Public: A Public Books Reader, ed. Sharon Marcus and Caitlin Zalo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23–40. 

【49】Byler, Terror Capitalism, 54. 

【50】Dwoskin, “Israel Escalates Surveillance.” 

【51】“The Point Was to Take Photos,” Breaking the Silence, 2020, www.breakingthesilence.org.il/testimonies/ database/280983. 

【52】Ibid. 

【53】Kubovich, “Israeli Troops’ New Quota.” 

【54】“The Point Was to Take Photos.” 

【55】Issa Amro, “Occupation 2.0,” Breaking the Silence, 8 November 2021, www.youtube.com/watch? v=ZGlHhUfZKk0. 

【56】Ali Awad, “They’re Not Arriving with Trucks to Deport Us, but the Goal Is the Same,” +972 Magazine, 29 June 2022, www.972mag.com/masafer-yatta-army-census/; “Israeli Forces Pull Palestinian Children Out of Bed to Photograph them during Raid,” Middle East Eye, 17 November 2021, https://tinyurl.com/dpy62zk2. 

【57】要全面了解自动化执法软件中的算法错误，参见Richard A. Ber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dictive Policing, and Risk Assessment for Law Enforcement,” Annual Review of Criminology 4 (2021): 209–37. 

【58】“Israeli Camera Sees through Walls from over 300 Feet,” I24 News, 13 February 2022, www.i24news.tv/en/news/ israel/technology-science/1644768827-israeli-camera-sees-inside-houses-from-over-300-feet. 

【59】Zureik, Israel’s Colonial Project, 109; Shalhoub-Kevorkian, Security Theology, 45–46. 

【60】Byler, Terror Capitalism, 34. 

【61】Byler, “Social Life of Terror Capitalism.” 

【62】Corin Degani, “An Elite Israeli Intelligence Unit’s Soldiers Are Sworn to Secrecy—but Tell All on LinkedIn,” Haaretz, 18 November 2021, www.haaretz.com/israel-news/tech-news/2021-11-18/ty-article/.premium/an-israeli intell-units-soldiers-are-sworn-to-secrecy-but-tell-all-on-linkedin/0000017f-e0e5-d568-ad7f-f3ef63350000. 

【63】Brenna Bhandar and Rafeef Ziadah, “Acts and Omissions: Framing Settler Colonialism in Palestine Studies,” Jadaliyya, 14 January 2016, www.jadaliyya.com/Details/32857. 

【64】更多关于占领对以色列社会的经济成本的研究，参见Shir Hever, “Economic Cost of the Occupation to Israel,” in The Impacts of Lasting Occupation: Lessons from Israeli Society, ed. Daniel Bar-Tal and Izhak Schnell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26–58. 

【65】Machold, “Reconsidering the Laboratory Thesis,” 92. 

【66】“National Security Minister MK Ben Gvir to Knesset Plenum,” The Knesset News, June 21, 2023, https://main. knesset.gov.il/EN/News/PressReleases/Pages/press21623q.aspx#:~:text=%E2%80%8BMinister%20of%20National%20 Security,buildings%2C%20we%20need%20targeted%20kill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