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為什麼我們要學XX科目？」是各學齡段的老師都很容易在課堂上遇到的問題，老師們也都有自己的應對方式。雖然很多時候，學生提出這樣的質問，並不是真的想和你討論這個學科編制的問題，而是在說：「這太難了我不想學！」、「這些作業要求太過分了，你為什麼要這樣逼我？」、「學測壓力太大了，我到底為什麼要承受這些事？」
若先擱置這些話外之音，常見有兩種路子回答這個問題：
一是為學生揭示學科知識的應用價值。比如告訴喜愛賽車討厭學習的學生：微積分如何幫助計算賽場的最短單圈。
二是聚焦學習某門學科的過程中，所培養的能力或素質。比如說：了解某部古代的詩作，本身沒有什麼應用場景，但在了解它的過程中，能讓你練習閱讀能力、培養想像力，而這些才是學習的價值所在。
我認為這兩種回答，其實都不夠誠實。
揭示應用價值的問題在於，它忽略了一個很基本的事實：賽車手不需要懂微積分，只有所屬團隊中的部分研究人員才需要懂；田徑選手也不需要懂解剖學、運動力學，只有他的訓練員或教練團會用上這些知識，並且將這些知識產出的結果，直接轉化為具體的建議提供給選手：「我希望你今天稍微降低標槍擲出去的角度」、「今年暑假我們要強化一下你的臀中肌」，選手會採用這些建議，並檢視這是否幫助到自己的表現，但這個過程中，選手自己並不需要學過以上學科知識。高度分工、高度商業化的現代社會中，知識普遍不是被直接應用的，而是加工為某些產品、或服務，讓大多數人「上手就用」，而不必了解其背後的原理。既然沒有任何使用者須先認識各種電機、材料的學問，才有辦法使用手機，那以學科的應用價值做為應該學習該科目的理由，顯然是不夠充分的。
而聚焦能力的回答方式又更麻煩了。當學生向老師（或老師向自己）追問：「那老師你所說的重要的能力包含哪些內容呢？」、「為什麼是這些能力而不是那些能力？」、「培養這些能力一定只能透過目前這些學科嗎？」、「現行的評量制度真的能有效測驗出這些能力嗎？」... 有多少老師經得起這些問題的挑戰？
以上兩種回答對多數人來說，即使已經答得很周到，但一個對自己的教學夠誠實的老師都能看穿，我們只是在找方法，為這些已經被決定得教的學科背書，而決定該教這些內容的，還是政府發布的教育政策、以及現行的升學制度。那為什麼多數情況還是會採用這些回答？除了得應付過當下學生的挑戰以外，或許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教師不得不採取的一種自我防衛的手段。
在一個工資偏低、成就感稀薄、專業自主也受限的職位上，「教育理念」對教師來說不只是對教育問題的基本信念，還是支撐自己在崗位上繼續待下去的燃料。當直面制度真相、揭穿種種構建教學價值的敘事，教師馬上面臨的就不再是教育問題，而是關於自身價值、存在意義的逼問：「如果這門課的價值並不真確，那我每天到底在做甚麼？」
直面制度與自身的處境後，我想重點就不在於，遇到這種提問時該以什麼方式回答，而是老師們需要根據個人的條件，評估自己能承擔多少的誠實。
或許我們可以繼續採用這些敘事，只是同時意識到，這麼回答是為了應付現場的困難、完成制度交付我的工作，並與學生相安無事地繼續合作下去。對一份四、五萬月薪的工作來說，這樣的選擇也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若是行有餘力的老師，可以試著向學生揭示制度的限制、分享自己的看法以至自己真正相信有價值的事物，並邀請學生在制度以外的空間，也有機會向自己學習。
少部分人可能有條件成為所謂的「瘋子老師」，公開批判現有的教育系統、嘗試建立自己的方式，並承擔相應的摩擦風險與成本。
這些選擇之間沒有優劣之分，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做評估。每當老師們想誠實的多承擔一份教育理念，相應而來的就是多一份制度性的機會成本。在學業成績仍是主流評價標準的環境裡，每當學生的成績下滑，「這老師不行」的壓力就會從各方襲來，使基本的生存空間都受到威脅。
所以我現在認為，「不再為制度背書」已經算是老師們面對此問題時，所能採取的相當積極的一種倫理行動了。即使只採取最低程度的誠實，老師都承擔了相當程度的風險，我們該問清楚的是，到底是甚麼樣的整體環境，使教師的誠實變成一種高風險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