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責任翻譯]讓‧達‧阿呂耶：一位十字軍戰士與他的中國寶劍在紐約

一位身穿極為精確的13世紀盔甲之十字軍戰士，以及他珍愛的中國寶劍，被雕刻成石像近800年，並在過去一個世紀裡一直在紐約市(New York City)展出。

作為一件實物，這尊雕像的本意在於喚起人們對這位逝去十字軍戰士的緬懷，並留下永恆的紀念。但它也在促使觀者憶念上帝，這是一種深刻且自覺的記憶行為，將記憶的主觀層面與社會實踐結合在一起。(梅根‧卡西迪-韋爾奇編，《銘記十字軍運動與十字軍精神》，頁4)

關於讓‧達‧阿呂耶(Jean d’Alluye)的生平，我們所知甚少。在歷經三年(1241-1244)的聖地之旅後，他返回位於法蘭西的修道院，並於四年後(1248)去世。他的雕像描繪成一名全副武裝卻又謙遜虔誠的十字軍戰士，他立於象徵力量的獅子之上。

任何參觀修道院博物館(The Cloisters museum)的人都可以近距離接觸這位十字軍戰士。更令人驚嘆的是，它竟然保存至今，最後來到了紐約。

達‧阿呂耶的紐約之旅

這尊雕像原本覆蓋在法蘭西北部西妥會(Cistercian)的拉克拉特迪厄修道院(abbey of La Clarté-Dieu)中讓‧達‧阿呂耶的墳墓之上。這處修道院在法國大革命(1789-1799)之後不久被毀，但雕像卻倖存下來，據說曾長期面朝下橫跨於一條溪流之上，被當作步行小橋使用數十年。根據現存記錄，至少到1855年，雕像被發現並保存在附近的一座城堡(霍德貝爾城堡[Château d’Hodebert])之中。最終，一位巴黎藝術品經銷商在1905-1906年間購得此雕像。1910年，喬治‧格雷‧巴納德(George Grey Barnard)購入這座雕像，當時他正大量蒐集中世紀藝術品。他將他的收藏品歸入自己雄心勃勃計畫興建的紐約修道院博物館，這間博物館於1914年開放。最終，小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於1925年收購這座博物館，並將其捐贈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詳見彼德‧巴內特[Peter Barnet]與南西‧吳[Nancy Wu]，《修道院：中世紀藝術與建築[The Cloisters: Medieval Art and Architecture]》(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7)，頁9-11、87，圖51；梅根‧卡西迪-韋爾奇編，《銘記十字軍運動與十字軍精神》，頁9；詹姆士‧J‧羅里默[James J. Rorimer]，《修道院中世紀古蹟：過去與現在[Medieval Monuments at the Cloisters as They Were and as They Are]》(修訂版)(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72)，頁60-62)

2014年的一次修復使得本頁圖片中的雕像比《銘記十字軍運動與十字軍精神》封面上的雕像更加明亮，從而讓我們能更清楚地觀察這尊雕像所呈現的盔甲細節

讓‧達‧阿呂耶的13世紀十字軍盔甲

根據我們對十字軍盔甲的了解，這尊雕像沒有任何明顯的時代錯置之處。其三角形盾牌與當時歐洲步兵常用的盾牌相符。雖然鳶形盾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但到了13世紀中期，其上緣已趨於平直，整體尺寸也縮小，這可能與腿部護甲的普及有關，而達‧阿呂耶本人也穿著腿部盔甲。這種盾牌的設計被稱為「熨斗形盾(heater shield)」，因為它的形狀與熨斗相似。(凱利‧德弗里斯[Kelly DeVries]與羅伯特‧道格拉斯‧史密斯[Robert Douglas Smith]，《中世紀軍事技術[Medieval Military Technology]》，第二版(安大略：多倫多大學出版社，2012)，頁70)

這件鎖子甲上衣(chain mail shirt)，亦稱為鎖子甲袍(hauberk)，符合當時的時代特徵，因其長度可自肩部覆蓋至大腿。(凱利‧德弗里斯與羅伯特‧道格拉斯‧史密斯，《中世紀軍事技術》，頁72)頸部周圍則配有鎖子頭套(coif)，這是鎖子甲的延伸部分，可以保護頭部與頸部。此外，他在鎖子甲外還穿著一件布質罩袍(surcoat)，這件罩袍在當時通常為無袖設計。最後，在鎖子甲下面是一件軟甲(gambeson)，這是一種皮革或布料製成的內襯，用來保護皮膚免受鎖子甲的摩擦傷害。(珍妮塔‧雷博爾德‧本頓[Janetta Rebold Benton]，《中世紀藝術的材料、方法與傑作[Materials, Methods, and Masterpiece of Medieval Art]》(聖塔巴巴拉：普雷格出版社，2009)，頁263-264)這尊雕像中雖是看似細微的細節，但仍可在其頸部下方清楚辨識出來。

讓‧達‧阿呂耶裝備的另一個特點，是垂掛的鎖子甲連指手套，或如人們所稱的「厚圍巾(mufflers)」。這幅創作於1248年的形象與我們所了解的歐洲鎖子甲發展歷程完美契合：12世紀時，袖子逐漸加長，到13世紀時已完全覆蓋手背。而這種連指手套則會讓手掌部分保持外露。(凱利‧德弗里斯與羅伯特‧道格拉斯‧史密斯，《中世紀軍事技術》，頁68)

這幅1248年法蘭西十字軍戰士圖像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幾乎與約1250年英格蘭《威斯敏斯特詩篇集(Westminster Psalter)》中另一位十字軍戰士的畫像完全吻合。在下方這幅單獨的畫像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穿著的盔甲腿甲、從肩部到大腿的鎖子甲、鎖子甲手套、罩袍、右大腿下隱約可見的棉甲，以及遮蓋頭部和頸部的頭巾。(參見大衛‧尼可爾[David Nicolle]，《十字軍時代的武器與盔甲，1050-1350：西歐與十字軍國家[Arms & Armour of the Crusading Era, 1050-1350: Western Europe and the Crusader States]》(倫敦：格林希爾出版社，1999)，頁75-76，圖190、頁394)唯一，就只差那面熨斗形盾了。

當然，這讓我們不得不關注達‧阿呂耶那把造形奇特的劍，它與《威斯敏斯特詩篇集》中的劍完全不符。

一把中國劍？

直到1991年，關於讓‧達‧阿呂耶雕像的大部分歷史評論都集中在它的保存和流傳。那一年，博物館館長赫爾穆特‧尼克爾(Helmut Nickel)對達‧阿呂耶劍的來源提出了質疑，因為這把劍與同時期或歐洲、中東地區任何其他劍都截然不同。

劍鞘包裹著劍柄，我們只能看到劍首、劍柄與護手(或十字護手)，但這足以讓尼克爾進行分析。

13世紀歐洲劍的劍首不是圓形，就是尖橢圓形；伊斯蘭劍的劍首則是小紐扣或橡子形；而達‧阿呂耶劍的劍首則呈花朵狀。這種劍首樣式與12世紀在中國盛行的樣式相同，如今仍有藝術作品可以佐證。

更重要的是，在13世紀或更早的歐洲或伊斯蘭劍中，沒有發現任何類似這種彎曲方式的劍格，當時的劍格通常都是直條狀(見上圖《威斯敏斯特詩篇》)。達‧阿呂耶的劍鐔樣式與中國青銅時代發現的劍鐔樣式相符。(赫爾穆特‧尼克爾，〈十字軍之劍：關於讓‧達‧阿呂耶雕像[A Crusader’s Sword: Concerning the Effigy of Jean d’Alluye]〉，《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刊[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26(1991)：123-128)

尼克爾推測，這把劍可能是「沿著絲路和平交易而來，也可能是蒙古征服者隊伍中的劫掠者所攜帶」，然後通過「利凡特某個港口的集市」或作為「敘利亞戰場上的戰利品」輾轉到達‧阿呂耶之手。(赫爾穆特‧尼克爾，〈十字軍之劍：關於讓‧達‧阿呂耶雕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刊》26(1991)：128)

梅根‧卡西迪-韋爾奇認為這把劍「很可能是在敘利亞購得」，但他也確信其源自中國。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這是達‧阿呂耶「軍事冒險的紀念品，也是他所經歷的巨大文化與空間距離的象徵。」(梅根‧卡西迪-韋爾奇編，《銘記十字軍運動與十字軍精神》(紐約：勞特利奇，2017)，頁9)

由於沒有任何記錄，只能進行一些推測，因此並非所有歷史學家都準備斷言這是一把中國劍。在尼克爾的研究之前，大衛‧尼可爾將其描述為一把「略帶奇幻色彩的劍」，「可能反映出法蘭西十字軍貴族的文化」。(參見大衛‧尼可爾，《十字軍時代的武器與盔甲，1050-1350：西歐與十字軍國家》，頁33、372，圖39)後來，他將其簡單地描述為「一把相對輕便的劍」與「一把精美的西班牙劍」。(參見大衛‧尼可爾，《中世紀法蘭西軍隊，1000-1300[French Medieval Armies 1000-1300]》(倫敦：魚鷹出版社，1991)，頁33、45-46)這一點頗為耐人尋味，因為在尼可爾的多卷本《十字軍時代的武器與盔甲》所收錄的數以千計歐洲與伊斯蘭圖像中，並不存在任何可與此風格相符、出自13世紀西班牙的寶劍。

遺憾的是，在珍妮塔‧雷博爾德‧本頓的《中世紀藝術的材料、方法與傑作》(2009)中，詳細論述了雕像上每一件部件的歷史準確性，包括劍鞘，卻隻字未提這把劍的本身。(珍妮塔‧雷博爾德‧本頓，《中世紀藝術的材料、方法與傑作》，頁262-264)

隨著梅根‧卡西迪-韋爾奇等歷史學家接受了尼克爾的分析，反對這把劍源自中國的論點變得站不住腳了。尼克爾的分析令人信服，顯然，一位從聖地歸來的十字軍戰士帶回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國紀念品，而這件寶劍也同樣讓當地社群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在近八百年前便將其與他的形象一同雕刻於石灰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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