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簡榮宗律師
在這波 AI 熱潮裡，Manus 的路徑幾乎濃縮了當前科技創者最想打造的公式：中國大陸團隊研發、境外主體融資、最後賣給全球科技巨頭。表面上，這像是一場再普通不過的跨境併購；但一旦技術、資料、人才與國籍交織在一起，交易就不再單純只是股權買賣，而會立刻升高為一場法律、監管與地緣政治的綜合博弈。
2025 年 12 月，Meta 宣布收購總部已遷往新加坡的 Manus，市場傳聞交易金額約 20 億至 30 億美元；然而到了2026 年初，中國大陸的監管部門已表態要檢視此案是否符合法規，最近更傳出兩名創辦人以及研發主管被要求赴北京說明，並在審查期間受到離境限制。
Manus 爭議的核心，不在於公司註冊地寫在哪裡，而在於它的「技術身分」究竟屬於誰。將控股主體設在新加坡，確實有助於對接美國投資人、提升交易可執行性，也能降低外界對「美企直接收購中國本土 AI 資產」的政治敏感度。但法律上的換殼，不代表監管風險就此消失。若 Manus 的核心模型、演算法、訓練流程或關鍵know-how 主要在中國大陸境內形成，那麼即便最終出售的是新加坡公司股權，中方仍可能追問：這筆交易是否實質涉及從中國向境外轉移受管制技術。
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以投資、授權、技術服務等方式將技術由境內轉往境外，本就可能構成技術出口；若技術又落入『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控制範圍，更可能需要事前許可。
也因此，外界常提到的透過 VIE、離岸控股與 IP 轉移，雖然是為企業為跨境融資與退出所做的法律工具，但並非一定可以完全脫離監管。真正重要的是，即使股權與總部遷出，若研發、人員、技術來源與商業決策仍深深連著中國，中國大陸監管機關仍可能主張對交易具有審查利益。
除了技術出口，資料、數據跨境也是另一條高風險紅線。若 Manus 早期在中國大陸營運時蒐集過用戶個資、行為資料或其他可能被認定為重要資料，後續在併購整合、模型訓練或海外伺服器遷移過程中，就可能觸發中國資料出境規範。依現行制度，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國境內營運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訊或重要資料』，在特定情況下須進行安全評估。這意味著，企業即使清空中國的社群帳號，也不等於所有資料合規風險就已經消失。
除了中國大陸的監管之外，本案併購也可能適用美方的監管。CFIUS（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主要針對外國投資者取得美國業務控制權的情況進行國安審查。Meta 收購 Manus案中，由於 Manus 具有中國大陸起源背景，且 AI 又涉及敏感技術、資料與人才流動，所以美方也不太可能對其技術來源、過去資本結構及實質控制問題完全不審查。
綜上，Manus 案最值得創業者警惕的地方，是在地緣政治時代，企業價值早已不只由技術決定。研發在哪裡完成、IP 放在哪個主體、資料由誰收集、團隊主要位於哪個法域、投資人是誰，如今都可能在收購談判時變成國安問題。因此，對 AI 公司來說，真正的競爭門檻，已不只是單純模型能力或產品速度，而是能否在技術、資本與監管三條線上，完成一套經得起檢驗的全球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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