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壇數十年來反覆出現一種荒謬的現象：政治人物一旦涉及貪污或其他司法案件，往往不輕易認罪，反將自身應負之責轉化為「政治迫害」。 此類說法並不新鮮，已過不同時期反覆上演。執政者更替，指控對象隨之轉換；然而其處置方式，卻如出一轍，久而久之，亦使社會觀感趨於疲乏。 依民主制度之常理，司法運作當以證據為依歸，循序而行。涉案者若有辯解，自可於法庭中提出，接受司法檢驗。然而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常見另類處理：將原屬法律範疇的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使之成為立場對立的一部分。 此種轉換，一方面淡化案件所呈現的事實與證據，另一方面則強化情緒認同。支持者往往就不再細究案情，而是順著既有立場，將司法過程延伸為權力鬥爭。於是，原本應追問的「是否違法」，逐漸讓位於「是否遭受打壓」。 近期圍繞柯文哲及陳佩琪的相關言論，正可視為一例。當「邪惡的司法」這樣誇張之言語都已説出，其用意未必在釐清案情，而更在建構一個超大型的「情緒場域」，以便鞏固支持者的認同。至於案件本身的證據與程序，反而不易成為關注與討論的焦點。 長此以往，其影響恐不止於個案。若司法判決動輒被解讀為政治操作，司法制度本身的信任基礎，難免受到侵蝕。是非對錯的界限亦可能隨之模糊；當支持某一個政治人物，就意味著對其應該承擔的責任可以忽略，那麼，社會公義的基本價值，亦將鬆動。 更進一步觀察，此類語言一旦成為常態，便不再侷限於特定陣營，而可能在不同政治位置之間流轉。今日在野者用以質疑執政者，來日角色互換，亦可能重演相同情形。如此循環反覆，司法制度終將承受極大壓力，公共討論亦將脫離事實。 民主政治之可貴，不僅在於選舉罷免，更在於責任能否被追究，制度能否被信任。若在情緒高漲之際，仍能稍作抑制，理性分辨言語與事實、立場與證據之別，或可為公共討論保留一線清明。 問題並不在於政治人物如何自我辯護，而在於社會是否仍願意讓制度說話。此一分際若能守住，民主法治方能在紛擾中，維持住基本的秩序與分寸。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柯夫人陳佩琪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