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ll 告訴我們：我們投射了。我們看到 AI 的輸出，好像看到了某種意圖，其實那只是我們的心理機制在作用。看透了投射，我們以為自己自由了。
但現在換個角度想：投射不投射，真的那麼重要嗎？我們說「我寫了一篇文章」。這句話聽起來再自然不過。是「我們」寫的，主語單數，謂語明確。但 Bruno Latour 會在這裡停下來問我們：真的是「我們」嗎？
想像我們此刻正在咖啡廳寫東西。沒有鍵盤，我們怎麼打字？沒有 Google，我們怎麼查資料？沒有冷氣，三十度的悶熱下我們能專注嗎？喝的那杯咖啡讓我們保持清醒——少了它我們可能早就睡著了。
現在拿掉其中任何一件，那篇文章就不會存在。或者存在的會是完全不同的文章。
這不是廢話。這是 Latour 要我們看清的東西：我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在行動。我們是一個網絡的臨時節點。
一、從「人」到「網絡」的轉向
傳統社會學怎麼分析社會？看人的意圖、決策、互動。一個人做決定，另一個人回應，社會就這樣運動。這套邏輯在韋伯那裡達到巔峰：理性的人類行動者，推動著現代社會的齒輪。
Latour 說：這個框架有根本性的缺陷。分析單位不應該是「人」，應該是「網絡」。
更準確地說，是由人與非人行動者共同組成的異質網絡。
「行動者」（actant）在這裡的意思不是我們日常語言裡的「某人」。行動者是「在網絡中造成差異的任何東西」。它可以是一個人，可以是一個演算法，可以是一座建築物，可以是一個法律條文。
門上的自動關門器是行動者。它沒有意識，沒有動機，但它造成了差異——門會自動關上，而不是一直開著。紅綠燈是行動者。它強制人們停下或前進。一份合約是行動者。它框定了雙方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我們的鍵盤是行動者嗎？是的。如果我們的鍵盤卡鍵，我們打出的東西會不同。而且不只是「速度慢」這麼簡單——卡鍵會改變我們的思路，我們會用不同的句式來繞過卡鍵。鍵盤和我們的思想互相塑造。
這聽起來像是把什麼都「人格化」了。其實恰恰相反。Latour 是在解除人的中心地位，把所有行動者放在同一個分析框架裡，問的是：這個網絡產生了什麼效果？每個節點貢獻了什麼？
二、減速丘與警察——效果相同，為什麼只有一個被稱作「能動者」
Latour 有一個經典故事，改變了我怎麼看日常事物。
他在巴黎一條街道上看到一個減速丘。一個半圓形的凸起，裝在柏油路上。它的功能很簡單：強迫車子慢下來。
然後他問：減速丘和警察有什麼區別？
警察站在街角，舉起手要我們減速。減速丘就躺在路上，讓我們的輪胎去感受它。兩者的效果是一樣的——都讓我們放慢速度。但我們怎麼描述它們？
我們說「警察強制車輛減速」。警察有能動性，他在「行動」。
我們說「減速丘使車輛減速」。好像減速丘只是個死物，它「被使用」，而不是在「行動」。
但這個差別從哪來？Latour 問：**如果效果一樣，為什麼只有警察被認為有能動性？**
答案其實是：我們的語言習慣和哲學傳統已經假設了「只有人有能動性」。警察是人，所以他主動在行動。減速丘是物體，所以它被動地被安裝在那裡。
這個二元對立其實是幻覺。
從網絡的角度看，警察和減速丘都是「行動者」，都在塑造車輛的行為。區別只在於：警察可能在某個下午請假不來，減速丘無論如何都會在那。警察可能心情不好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減速丘總是一樣的標準。警察可以被賄賂或說動，減速丘不行。
但它們都在行動。都在造成差異。都是網絡的必要節點。
三、套用到 AI：我們和 ChatGPT 的共謀
現在帶回 AI。
當我們用 ChatGPT 寫一篇文章時，發生了什麼？
舊的描述方式：「我用 AI 寫了一篇文章。」或者「AI 幫我寫了一篇文章。」前者暗示我們是主人，AI 是工具。後者暗示 AI 在幫忙，我們是受惠者。
Latour 的描述方式：我們和 ChatGPT 這個網絡組合產生了一篇新的文章。
那篇文章既不是「我們純粹寫的」，也不是「AI 純粹寫的」。它是一個人機網絡的產物。我們提供了初始問題和價值判斷（什麼論點重要、什麼語調合適）。ChatGPT 提供了速度、詞彙檢索、句式重組的能力。中間有多次來回對話。我們編輯、取捨、改寫。AI 提出我們沒想到的觀點。
最後的文章不會在「沒有 ChatGPT」的情況下存在。同時，沒有我們的指導和篩選，ChatGPT 會產生不同的輸出。
兩者都是這篇文章的「作者」。或者說，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我們或 AI，而是「我們＋AI」這個網絡。
這改變了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創意勞動。傳統觀點把「寫作」看作是某個獨立主體的智力產物。AI 的出現似乎威脅了這個概念：「如果 AI 也在寫，那是誰的創意？」
Latour 的答案會是：根本就沒有「獨立主體的創意」這種東西。即使沒有 AI，我們的想法也來自我們讀過的書、我們聽過的對話、我們所在的文化脈絡。我們的想法不是從真空中產生的。我們一直都是在一個異質網絡中行動。
AI 只是讓這個網絡的組成更顯而易見了。
四、為什麼這個視角很危險（也很解放）
Latour 這套思路的威力在於它摧毀了一個舒服的幻覺：我們是一個獨立的、理性的、自主的行動者。
這個幻覺對西方現代性有多重要，很難高估。民主制度建立在這上面（個人投票權）。資本主義建立在這上面（個人商人、個人消費者）。甚至心理學和法律都建立在這上面。
Latour 說：不對。我們根本不是獨立的。我們一刻都離不開這個網絡。
這聽起來很可怕。我們失去了什麼嗎？
某種意義上，是的。我們失去了純粹自主的幻想。
但我們也得到了什麼：對自己真實處境的理解。 一旦我們看清楚自己其實是在一個網絡裡，我們就能開始問有用的問題：
這個網絡裡有哪些節點？哪些對我們的行動最關鍵？如果我們想改變結果，我們應該改變哪個節點？誰得利於這個網絡的維持？誰在承受這個網絡的後果？
回到我們和 ChatGPT 寫文章的例子。一旦我們停止問「這是我們的還是 AI 的」，我們可以開始問：
「在這個寫作網絡中，什麼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用 Copilot 而不是 ChatGPT，會產生什麼不同的文章？如果我們用手寫而不是電腦，會怎樣？如果我們沒有那杯咖啡的清醒，會怎樣？」
這些問題不是抽象的。它們直接關乎我們的創意實踐。它們把「創意」從某個神秘的內在心靈之中拉出來，放到現實的、可以分析、可以改變的物質世界裡。
五、從「我做了什麼」到「我們能做什麼」
第一副眼鏡（Gell）讓我們看清：我們在投射，我們的感受不是客觀的。
第二副眼鏡（Latour）讓我們看清：投射或不投射都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網絡確實在產生新的能力。
我們用鍵盤、咖啡、互聯網、AI——這不是「我們的純粹思想」加上「一些外在工具」。這是一個新的行動主體的形成。
什麼是這個新主體能做、而舊的「我們單獨一人」做不到的？
也許能更快查到資料。也許能用更多語言。也許能看到自己沒想到的角度。也許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工作。也許反而被迫改變自己的想法，因為某個工具的局限。
不問「是誰做的」，開始問「我們能做什麼」。這是 Latour 視角最實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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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有了兩副眼鏡。Gell 讓我們看到心理投射的陷阱。Latour 讓我們看到人與非人的網絡現實。
但還有一個問題 Latour 的框架暫時擱置了：如果所有行動者都平等地嵌入網絡，那麼當事情出錯時，誰該負責？這個問題會在 EP6 愈來愈明顯——當 AI 成為某些路徑上不可或缺的節點時，責任會模糊到什麼程度？
下一篇，我們要談翻譯和黑箱。我們會看到 AI 如何讓自己變成無法迴避的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