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英國哲學家密爾說：「意見不應該因明顯的錯誤而被禁止，自由討論之所以必須，是因為可以防止被『既定意見的沉睡』所制伏。」甚麼是「既定意見」？大抵可以指大多數或主流意見，或者由擁有話語權的一方所持的意見。無論如何，密爾這句話的重點在於「自由討論」，意指只有經過多角度的思考與討論，才能趨向真相或真理。專門討論新聞倫理的《最後的信仰──新聞倫理十二講》，作者區家麟全面探索從事新聞工作的角度和態度，從他的自序最後兩句：「未能改變世界，不代表要屈從這個世界」（頁7），已可知這本書在這個年頭一點不易寫，亦不易讀。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深入研讀，為的就是不要讓自己在真相面前沉睡。
區家麟表明記者這行業主要的工作是聽人說謊話，而使命則是追尋真相。他引述哈維爾的新聞祕書辛托夫斯基的話：「與追尋真相的人為伍，遠離找到真相的人」（頁11）。此言在這個真偽莫辨的世代裡尤其合適。我曾在專欄中介紹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書裡提及「兩種歷史」（two stories）的概念，包括「真」的故事（true story）和「對」的故事（right story），前者比後者更有價值，但更難完成，因為說「對」的故事，只需「政治正確」；而說「真」的故事，不僅要花時間、工夫處理真假難辨的訊息，而且要超越屬於工具價值的持平中立、客觀、公道等守則，準確呈現事實與真相的終極價值。（頁142）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盡力守護言論自由。區家麟在書中引述李大釗的話：「應以言論自由去破除危險思想。」（頁60）又引述馬克思的話：「發表意見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聖的，因為它是一切的基礎。」（頁168）這是十分有趣的，因為兩者皆為共產主義者，卻不約而同高舉言論自由；這跟現今活在隱形紅線下的市民在尋找真相時，寧願選擇噤若寒蟬，形成一種耐人尋味的映襯。
談到在香港那似有還無的言論自由，身為從事新聞與治史之人都必須持守，不能輕易放棄。他們其中一個共通點就是秉筆直書。與其說他們是權貴的監察者，不如說是政治與民生的銀針，專門用來試毒。民間知識份子亦可有這種作用，其中基督徒的責任不能說不大。基督信仰的本質就是追尋真善美，此中蘊含的愛與公義跟言論自由的關係密不可分。「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是大原則，當然，如何說便講求屬靈智慧，但首要的是不能讓自己在真相面前沉睡，不論是真睡還是裝睡。
甚麼人會選擇在真相面前沉睡呢？也許是明哲保身的人，也許是畏懼強權的人，也許是意志薄弱的人，也許是講求實效的人。八仙嶺山火的倖存者張潤衡一句「真相，畀你搵到又點」成為一時熱話，他道出了很多人面對問題時的普遍想法，就是得知「結果如何」才是終極目標。這是倫理學中的「效果論」。區家麟亦有提及「效果論」與「義務論」之辯，前者講究行動本身有沒有好結果，後者聚焦於行動者是否有應盡的義務。他引述哈維爾的話：「所謂希望，並非確信事情總會有好結果，而是不論結局如何，也肯定有其價值。」（頁199）
本書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與反思的題目與實例，不能在此──論述，但值得記著的是，區家麟在書末說到：「諸位記者為何環境艱困仍在堅持，已不能理喻，不能用道理去好好解釋，接近一種信仰、很純粹的信仰。」（頁279）他相信的是人心不死，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哀莫大於心死」。真正使城市奏起哀歌的，不是苦難，而是沉睡至死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