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大家好,這是一篇在學時以小組合作完成的小論文,本篇只分享了自己負責撰寫的部分,內容主要是以《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一書來做電影的文本分析。因為課堂有規定要有一定程度的使用書本裡的理論,所以讀起來可能沒那麼順暢也不容易理解。有興趣的人可以先看完電影,或是了解一些韓國社會背景、女權運動(其他同學做的部分,就沒放上)可以更容易幫助你理解呦。
趣事:在開始動筆前已經對要怎麼分析這部片有一定的架構,但寫著寫著突然看見有一篇文章同樣在用女性主義分析金智英用不同人說話的樣子(Fan Yang(2021). Possession by Devil: Women’s Alternative Language,這篇寫得很好,提供給有興趣的大家閱讀這篇文章。這也是一直沒分享這篇文章的因素,雖然寫作的方式不一樣但概念相去不遠,不過最後還是決定能發出來跟大家分享討論)
後續發郵件詢問老師該怎麼突破,老師回答因為這是一部「很學理式的文本」,所以分析的時候容易抓到相同的分析要點。
哈哈覺得好有趣,第一次聽見很「學理式」的電影,原來電影也可以很理論~~XD
_________正文_________
(原標題:金智英的主體建構過程:從第三人稱話語中尋回主體的過渡與成長)
「心理學研究當人們使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時會產生有別於使用「我」,這種以第一人稱造成過度沉浸於某事的心理感受。即使用第三人稱說話的人較能作出理性客觀的選擇,還能加以利用這種說話方式降低環境帶來的緊張感。(Kross, E., & Ayduk, O. , 2017)」
失語症
當金智英面臨社會規範的壓迫時會出現像是人格解離一樣,用第三人稱、他者的方式談論自己。這種抽離式的自我對話,能有效地藉由「轉換詞」的使用讓她在壓力之中快速做出情感轉換。當她選擇用第三人稱說話時,也就代表著金智英主動選擇由主體退居為客體,用旁觀者的方式,讓自我疏離感幫助自己暫時脫離社會壓力造成的過度刺激。
這種轉換的方式在他人眼中就像發瘋一樣。不過金智英「瘋狂」的展現並非是傳統性別類比思維模式下歇斯底里的女性氣質;也非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中「女人因認識到自己閹割的事實,發現了男人的優越與自己的劣勢後,因心理的反抗而導致的精神官能症」(唐荷,2003,pp.125-132),這種生物本質主義下的性別特徵。而是女性在社會上因男女結構不平等與其追求自我實現的理想產生分化與衝突後所造成的結果。金智英身為一位曾經擁有工作與個人生活的獨立女性,在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後,她的自我被剝奪了。當她失去社會價值,無法與社會溝通;失去自我認同,無法與自己對話時,等待她的只有患上無法自我表述的失語症。
「人的主體性由語言建構而成」。在語言和主體之間的關係上,傅柯(Michel Foucault)主張沒有一個自給自足,作為意義源頭的「主體」存在,「主體」是在話語中透過話語實踐構成的。「話語」會透過不同方式模塑、主宰個人,使個人成為可以具現「話語」的「主體」(唐荷,2003,pp.108-124)。自金智英失語的開始,當她使用非第一人稱來敘述自己的狀態時,顯示她正在以一種抽離式的自我對話,用跳脫於主體的方式來發言,這使她不再是一個發言的真正主體,也就代表著金智英個人主體性的缺失。
非第一人稱狀態
而這種以非第一人稱說話的狀態總共出現了三次。
第一次是借金智英的媽媽斥責同樣身為女性的婆婆對做為媳婦的金智英的刻薄;第二次則是在丈夫拒絕金智英想出去做兼職的提議後,透過因生產而不幸離世的大學好友對丈夫示意,應該要多多鼓勵最近內心焦躁的金智英;第三次則是以外婆的話語,向金智英的媽媽表達此前為家庭犧牲的感激,並希望她能優先照顧好自己,因為金智英是個堅強的孩子能照顧好自己的小孩。
這些看似是金智英在面對挫折時,習慣性以他人代替自己發言的保護機制,反過來看,這些女性同時也在藉著金智英這個個體來描述她們各自在不同場域和時空下,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雖然此時的金智英並非話語的主體,但這種以第三人稱他者說明自身境遇的方式,反而給人一種更為理性客觀的感受,跳脫了瘋言瘋語不可信的成見,體現出女性處於社會弱勢的客觀事實。金智英藉由精神解離製造出母系血親的話語,呼應到女性主義對於「母親系譜」的追溯,反應意識形態再生產對社會形構產生的作用、意識形態如何形塑並鞏固男權中心社會一貫壓抑女性的結構,並為女性困境發聲。
金智英因無法進行自我表述而失去主體性,在藉由這些他者「主體化」的客體傳遞身為女性的心聲時,同時也展現出了金智英個體內含有「多元主體」的特質。這種女性多元的話語,正是依麗格瑞(Luce Irigaray)由女性力比多為出發點建構出外於父權語言秩序的語法—「女人話(le parler femme)」的要點。依麗格瑞指出因女人的性感帶由不同部位組成且遍佈全身,所以女人的歡愉是「多元的」、「複數的」,有別於男性慾望集中在單一快感的陽物上,女人流動的力比多,跳脫了菲勒斯邏格斯中心二元論的思考模式(唐荷,2003,pp.173-178),而「女人話」內在的語法也具有相同多元含混的特質。
因此,「金智英」:一個個體內同時含混著許多他者。她是多元的、複數的、可以流動變化的。在他人眼裡金智英就像個瘋子一樣,神經質似地難以捉摸,實際上她正在藉由這種不同觀點轉換的語法,讓被壓抑的自己重尋一個主體的位置、一個發言的位置。從自我內觀當中,展現女性獨特的生命特質。
尋回主體
金智英最大的成長便是成功在他者「主體化」的客體中逐漸尋回屬於她自己的主體性,並在這個與自身利益產生間隙的權力話語中嘗試以新的話語與之對抗、挑戰既存的真理。這個關鍵性的轉變出現在金智英離開諮商室後,根據心理醫師的建議重新拾筆寫字。當她拿起弟弟送給他的鋼筆,寫下了第一個詞—金智英—她的名字時,正是她嘗試在重獲自我主體價值的過程中替自己言說(見下圖)。

而金智英第一次有意識的以話語對抗父權社會,是在她帶著孩子到咖啡店不小心打翻咖啡時,面對其他上班族充滿偏見的非議與侮辱,她選擇主動反抗,在眾目睽睽之下對著他們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這時的金智英面對壓力與刺激,不再以第三人稱說話的方式從自我疏離感當中獲得短暫的解脫,而是以「我」作為反抗話語的中心(見下圖),暗示金智英重回主體位置,現在的她終於能夠正視並承受社會對自己的束縛然後加以反擊。



(圖片皆取自網路電影截圖)
根據傅柯的說法,話語是「試圖掌控那些主體的身體『本質』、無意識與意識的心智活動及情感生活」的要素,不管是身體、思想或情感,都只有在話語的實踐中才有意義(唐荷,2003,p.202)。如果說提筆寫下自己姓名是金智英主體意識的覺醒,咖啡廳則是她實際執行話語實踐的第一個場域,在這一場話語的實踐中,金智英成功了,這是她真正掌握主體的時刻,但她的實踐並不止步於此。
「寫」入意義
在充滿陽性普世價值的社會下,歷史多半是由男性書寫而成,他們的文字不斷傳遞著父權意識形態並建構著整個社會。若女性想改變社會結構,在歷史上留下女性話語的足跡,就必須替自己「寫」入意義,因為文字同樣也能夠創造意識形態,而書寫是種更為強而有力的話語實踐。在〈梅杜莎的笑聲〉一文中西蘇提到:「……只有通過出自婦女並面向婦女的寫作……婦女才能確立自己的地位。……(Hélè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5)」(《女性主義經典選讀》p.109〈美杜莎的笑聲〉)。依麗格瑞同樣也在論述「女人話」的最後將它應用到書寫上。她認為這種女性話語若想在父權制的社會下,不被視作嘮嘮叨叨的話,勢必模擬男性的語言。被壓抑的語言形式除了要靠自己尋回並實踐外,通過文本書寫才能真正地展現出它的威力。(唐荷,2003,pp.178-179)
金智英在最後寫下的關於自己的文章—〈女孩長大後〉,是她在找到主體位置後力圖顛覆主流權力的話語。這一次金智英的話語實踐,將場域從獨立封閉的空間擴大到整個社會之上,藉著文字具有跨越時間和空間限制的特質,女性話語的場域將變得無限大。
文字,使女性歷史油然而生。在導演給雜誌內文的特寫裡,位於畫面中央最顯眼的三個字,不是文章標題,而是作者、是她的名字—김지영(金智英,見下圖)。相比於空心的文章標題,實心的「金智英」三個字儼然成為了她替自己「寫」入意義的象徵。
結語
金智英從一位父權社會下沈默的的受害者,經歷了因無法對抗體制而患上失語症,只能藉由潛意識下同樣受迫的女性,用第三人稱的方式表述自己內在的聲音。從對現實的逃避到她漸漸覺醒,寫下代表自己的三個字。此時,她手中握著的不只是筆桿,同時也是她自己的主體。在金智英重拾自我後,她第一次有意識地用語言對抗社會畸型的意識形態,到最終利用書寫的力量發揮影響力,走上為女性權利奮鬥之路。金智英在迷失中成長茁壯,蛻變成更堅實有力的女性,她不再畏畏縮縮、虛無飄渺,現在的她終於能挺直腰桿,就像那支刻著「金智英」的鋼筆一樣,筆直地面對並試著改寫她所身處的社會。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宛如〈女孩長大後〉一文的再現,創造出電影文本與文學文本上的互文關係。藉由電影劇情的發展金智英最後寫了一篇關於自我歷程的文章(文章從她出生的日期—1982年4月1號開始寫,對應到電影本身),同時這篇文章也是電影闡述的內容,兩者彼此交互指涉。


(圖片均取自網路電影截圖)
參考文獻:
林淑芬(2014)。阿圖塞的社會形構分析:多重決定、意識形態召喚與階級鬥爭。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8),1-59。https://doi.org/10.6523/168451532014030048001
Kross, E., & Ayduk, O. (2017). Self-distancing: Theory, research, and current directions. In J. M. Olson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81–136).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016/bs.aesp.2016.10.002
Fan Yang(2021). Possession by Devil: Women’s Alternative Language; A Feminist Reading of Kim Ji-young, Born 1982,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2:6, 1558-1563, DOI: 10.1080/14680777.2021.1963805
書籍:
唐荷著(2003)。 《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新北:揚智出版。
顧燕翎主編(2022)。《女性主義經典選讀》(重要經典著作摘譯與解讀50編)。台北:貓頭鷹出版。
Shaun Best著(2009)。何哲欣、林育如譯。《社會分化導讀》。台北:韋伯文化國際。
網頁:
伊森・克洛斯博士(Ethan Kross, PhD)。《強大內心的自我對話習慣》:「抽離式自我對話」創造了情感距離,一秒就能轉換情緒。關鍵評論。網頁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2171
伊森.克洛斯(天下雜誌)。心理學家博士—伊森.克洛斯—抽離式自我對話,一秒就能轉換情緒。震旦月刊第 627 期 2023。網頁取自:https://www.aurora.com.tw/aurora-monthly/627/0n26835464839386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