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些時代，群氓會自動自發地推出領導者，賦予蜂擁成群的信任，聆聽他的教誨，跟隨他的行動，極端的情況下，生死相繼。
有些種群，此群數目不詳，學習知識一生，卻依舊不知，問對一個問題遠比解答問題更加重要。
借用電影 “I, Robot”的場景。James Cromwell飾演的Dr. Alfred Lanning露出Jobs smile的一句話：”That, detective, is the right question.” 問問題是好習慣，也是每個人類在好奇寶寶階段必須的歷程，只不過本能不等於技巧，本能尤其不等於天性，經歷時長不等的所謂社會化之後，問對問題已經變成瀕危的習慣，琳琅滿目的答案，觸手可及的詢答機制，無不盡心竭力地暗示、引誘、訓誡：別花時間想問題了，答案就在這兒。
遠古時代，弱小的人類凜於天地，一場乾旱，一冬白災，整個族群鄉黨可能就此覆滅，因此知天意的祭司，曉人事的智者應運而生，初代基於善意，後來的繼承人則是無奈的被迫傳承，群眾提問，祭司智者回答，形成慣例。數代之後，祭司和智者踐祚領導階層日久，開始察覺到這種問答形式管理的風險，因為每答錯一次就代表領導合理性削弱一分，所以某代祭司勢必悟出真理，想要不答錯，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回答，而不回答問題的最佳解就是不讓提問。
隨便想想也知道，禁止向上提問沒用。西元前841年的周厲王（姬胡）止謗失敗可算是有史以來最早的例子，「道路以目」的結局就是國人暴動，逐王出奔。
國人當然不是真正的編戶齊民，勉強來說，應該稱為西周封建時代的天龍人，不過就算是天龍人，身上流著統治後裔的基因，依舊是被統治者，依舊是問問題的，而不是答問題的。
因為知識壟斷和社會向上流動門徑狹窄，統治階級逐步分化，承天命的皇帝與治人事的智者菁英階層，隨著統治實體和轄域膨脹，兩者日益對立，「受命於天，既壽永昌」V.S.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皇權盛則滿朝奴才，相權盛則孩視官家，千年中國政治制度史可以用兩個統治集團相爭的角度貫穿起來，爭的，就是誰說了算。
皇帝固然口含天憲，但也碰到「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的硬頂；權臣若玩脫了，輕則個人身死族沒，重則來一場血濺左順門，只不過這些都屬於上層小範圍的權鬪，兩個統治階層的恩怨情仇還是有規則可循的。
唯一沒有規則的是皇帝與官僚面對群氓的時候，兩群人一致認為「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翻桌行為必須物理性毀滅，代表性的楊嗣昌所做詩句「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說盡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社會階層距離。
從神權到君權，再從絕對君權演變到君臣共治的平衡，中國因為各種原因，不管是農耕水利的制度紅利，或者是資本主義萌芽走歪了，總之在統治帝國的技藝上極為成功，不僅拉攏一大批愛問問題的菁英，譲他們從向上的異議者轉了一百八十度變成向下的管理者，還用廣開晉身之階的中央意識形態馴化所有潛在的問題，換句話說，想問問題？行，答案都在這裏了，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沒聽說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嗎？
愛問問題的人，就是問題製造者，而對此，有新解：問題無法解決，那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避免來自下面被統治者的提問，歐洲意外地走向另外一條路。
皇帝掛了之後，不管是狹義的500年或者千年，實質維持所謂歐洲文明這個概念的是羅馬教會。教會既有宗教上的最高祭司教宗，也有掌握知識和財富的修院修士、以及負責戰鬪的騎士團，可說是天人合一，事權集中。在這個體系內，能問問題的，敢問問題的只有貴族，以及貴族首腦的領主國王。
貴族和領主國王其實也是教會統治圈的自己人，畢竟被加冕、被承認，還有錢袋子都要看梵蒂岡臉色。
打破這個局面的是教會的窩裡反，Martin Luther 1517年的 《九十五條論綱》開炮質疑教會，新教興起，聖經翻譯本土化等同於粉碎教會對聖經的最終解釋權，本土化導致眾說紛紜，每個人都想搞清楚，梵蒂岡的正確答案還能信嗎？
想問問題的當然不止修士教徒，貴族領主更加眼熱，法國腓力四世抄沒聖殿騎士團後的獲利擺在那裏，不效法一下豈不是對不起手上刀劍。
刀劍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無法解決所有疑惑發聲的人，特別是這些高聲疑問的人群不止粗鄙的嗇夫。
Charlemagne在802年要求俗人與教士都需要提高識字率，肯定沒想過義務教育這類宏大的意識型態工程，甚至普魯士在1717年雖然第一次在法令冠上「義務教育」四個字，初心恐怕也僅限於支持同鄉的路德教派主張，以及對抗教會需要培養屬民「民族國家」這個想法。
歐洲的君主們面臨東亞春秋戰國時代王公們同樣的問題，該如何譲韭菜們知道晉國人和宋國人是不同的？只不過中國的想法是消滅所有國家，建立統一家天下；而普魯士威廉可從沒有想過吞掉法國或波蘭-立陶宛聯邦。沒有大一統的預期，自然就可以用語言、宗教、生活習慣強化自身國民的身份認知，在他人與我們之間畫下鴻溝。
義務教育就是潛移默化告訴轄下民眾，莫要信那遠方的神父，我們有自己的教會；不要繳稅給異邦人，繳給自己的國王得到的好處更大；最重要的是為鄉黨族人而戰，比為了外人而戰更高尚一些。
「意識形態」的概念起於法國大革命，當它與義務教育合流，威力等同於Trinity在新墨西哥釋放的能量。
遠古的薩滿祭司到近代的民族國家，就「治理」這個概念來說，都是歷經淘汰後被證明的意識形態守門員，這些出色的gate-keeper不管是壓制問題，不許被統治者發問，或者，進化到把千變萬化的被治理問題固定分類形成教科書，給與官方認證的正確答案，告訴所有被統治者，問題都考慮過了，照表操課，別瞎想亂問。
即使是民主制度，言論自由，也因為制式的啟蒙，譲問題變得簡單。個體和周遭的人群想法趨同，於是提出來的問題也就慢慢同質化，有過同儕壓力經驗的人都曉得，慢慢的，我們就曉得什麼時候該說什麼樣的話，不提尷尬的問題是為人處世之道…至於，什麼是好問題，既然好與壞都已經被意識形態化，也就無從區分了。
那麼，什麼是好問題？
求學的時候師長教育過，論文的關鍵在於提出一個好問題，而什麼叫做好問題，就是一團亂麻中那根可以理出頭緒的線頭，能夠理出頭緒可以是議題相關參考典籍汗牛充棟；也可以是先輩說了又說，冷飯炒出新味道，又或者，是發前人未見的創新觀點，不過啊，標新立異容易激起口試委員的挑揀欲望…。
於是，就別發問了吧。
短影音的罪過，論者如過江之鯽，其中一言，碎片化的資訊成癮後，將無法進行深入的思考，因為要想得深，想得周全，需要時間。問出一個好問題，也是一樣的過程，沉澱必須緩慢，否則難得醇醸。
只不過在大量社媒資訊的飽和灌注之下，還有思考一個好問題的餘裕嗎？結合AI演算法的精准情報餵食，訊息繭房已經以秒速為單位鎖定個人的喜好厭惡和關注傾向，當目接不暇的偏向視頻和專家教誨塞滿五官五感，哪兒來的空閒仔細想想什麼才是the right question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