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宣判了。
加害者被判賠938萬元。
家屬拿到判決書，心想：終於。 然後他們去查對方的財產。
零。
聲請強制執行。法院回覆：查無可供執行之財產，核發債權憑證。
一張「債權憑證」。這張紙的意思是：你在法律上有這筆錢的請求權，但現在沒有東西可以執行，請拿著這張紙，等對方哪天有了財產再說。
家屬說：「刑事寬容、民事卸責，對我們是雙重傷害。」
這句話，把台灣司法的民事面向說得比任何評論都精準。
「刑事附帶民事」：設計很好用，現實很殘酷
台灣的刑事訴訟法允許被害者在刑事審判中，同步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一次解決犯罪追訴和損害賠償兩件事。
聽起來很方便。
但這個設計有一個死穴：它完全沒有解決「被告沒有財產」這件事。
刑事程序的結果，決定被告有沒有罪、坐多久的牢。這是國家替你追的，你只是旁觀者。
民事賠償的結果，決定被告欠你多少錢。這件事，要你自己去追。
如果被告沒有財產，那張民事判決書上面寫的數字，不管是九百萬還是九千萬，都只是一個有法律意義但沒有實際用途的數字。
法律給了你勝訴的權利，但無法把錢從一個空口袋裡掏出來。
脫產：犯罪善後SOP，台灣幾乎沒有防制
眾所周知：很多重大刑案被告，在案發後、判決確定前，早就把財產轉移乾淨了。
財產過戶給親屬，房子以「買賣」名義移轉，銀行存款提領殆盡，公司解散。
等到家屬的律師去查，被告名下一無所有。
台灣對這種「案發後脫產」的防制機制非常有限。理論上，家屬可以提起「撤銷詐害行為之訴」，把那些已經過戶出去的財產追回來。
但：
那是另一場官司。又要付律師費，又要等幾年。而且你還要自己蒐集證據，證明那些財產移轉是「故意損害你的債權」，這個門檻在法律上不低。
贏了，財產追回來，還要再走一遍強制執行程序。
輸了，白費幾年時間和幾十萬律師費。
加害者的律師知道怎麼在法律灰色地帶操作這些動作。被害者家屬，往往連「原來他們可以這樣做」都不知道。
資訊不對等，就是另一種權力不對等。
被告的保護 vs. 受害者的追索
這個落差，不是哪個環節出了錯，而是整個制度在設計上就是傾斜的。
被告在刑事程序裡能得到什麼：
- 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辯護律師，費用國家出。
- 羈押期間有程序保障、醫療照護。
- 可以申請精神鑑定，費用國家出。
- 少年被告有個資保護、不公開審判、前科可依法除去。
被害者在民事追償裡能得到什麼：
- 自己聘律師，費用自付。
- 對方如果脫產或本來就沒有財產，強制執行查無所得，核發債權憑證。
- 拿著憑證等對方哪天有錢——可能等到下輩子。
- 就算被告出獄了，在外面打零工，每月收入有限，依法可扣押的比例極少，每個月追得到的可能是幾千塊。
要追回938萬，可能需要幾十年。
然後被害者家屬死了，那張債權憑證，繼承給下一代。
這不是在誇大，這是台灣很多重大刑案的真實軌跡。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有，但補丁太小
台灣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對遭受特定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提供國家補償。
聽起來有路可走？
但：
補償有金額上限，跟民事判決的賠償金額相比差距明顯。申請程序繁瑣，需要符合一定要件、提交一堆文件，對還在創傷中的家屬來說，光是跑完程序就是另一種消耗。
最關鍵的是：「補償後，國家取得對被告的求償權。」 這筆錢不是白給，國家後來還是要去追被告要回來。如果被告沒有財產，國家追不到，就算了——但這個機制根本上還是在「被告有沒有財產」這個問題上打轉，只是換國家來追而不是讓被害者追。
被告真的一無所有的時候，補償制度能提供部分救濟，但沒辦法從根本解決「損害誰來承擔」的問題。
亡羊補牢，羊圈補得不夠大。
打一場民事官司，究竟有多累？
我想把「打民事官司」這四個字說得具體一點，實際上是一場全長馬拉松。
刑事案件從案發到判決確定，通常要數年。割頸案從2023年12月到2026年2月定讞，超過兩年。
在這段時間裡，如果同步進行民事訴訟，家屬需要：委任律師（費用自理）、整理所有損害項目和金額、出庭、等待審理、可能面對被告拖延或不配合。
民事判決確定了，數字出來了。
去聲請強制執行。法院通知被告申報財產。被告說：沒有。或者：不申報。
查財產。查到的：零。或者：一台中古車，市值兩萬元。
核發債權憑證。
從案發到拿到那張憑證，可能已經過了四、五年。
這四、五年裡，家屬付了律師費，花了無數時間出庭、等待、處理文件，在心理創傷還沒癒合的狀態下，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與那個案件相關的法律程序裡。
最後拿到的，是一張確認他們什麼都拿不到的紙。
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懲罰。懲罰的對象，是被害者。
二次創傷：法律程序讓家屬再受一次傷
司法心理學有個詞叫「二次受害」，說的是被害者在參與司法程序的過程中，因為制度設計或人員態度，再次受到傷害。
在台灣的刑事民事並行程序裡，這件事以幾種固定的形式出現。
被迫與加害者反覆接觸。民事程序裡，家屬可能必須直接面對被告，或與被告的律師在同一個法庭裡你來我往。對仍在創傷期的家屬來說，每一次出庭都是強迫接觸。
資訊嚴重不對等。被告有律師全程輔助，熟悉所有程序；家屬可能資源有限，在許多環節根本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做什麼。
系統反覆確認「你的損失沒有辦法被補償」。每一次查無財產、每一次債權憑證，都在告訴家屬：你失去了那個人，而且法律幫不了你。
這種反覆確認，對心理的傷害，不亞於最初的創傷事件。
台灣的制度，對如何減少這種傷害，幾乎沒有認真的設計。
其他國家怎麼做：把風險從受害者身上移走
讓我說三個例子，不是要說別人都比我們好，而是要說明這件事「有另一種可能的設計邏輯」。
美國的犯罪被害人補償基金： 政府直接對受害者賠付，不依賴對被告的追索。費用由國家預算或罰款收入支應。受害者不需要先打贏民事官司再去執行，錢直接來了。政府補完之後，再去向被告求償——風險由國家承擔，不是受害者承擔。
英國的刑事傷害補償局（CICA）： 設有標準化的補償表格，依傷害性質和程度計算賠償金額，申請程序相對清楚，補償速度較快。被害者不用自己去追加害者，國家負責。
德國的被害補償制度：提供包括醫療、職業復健、薪資損失，以及長期的年金式給付，目標是讓被害者真正恢復正常生活能力，而不只是一次性的金錢賠償。
這三個例子有一個共同的邏輯：「被告沒有財產可以執行」這個風險，由國家承擔，不是由受害者承擔。
台灣的設計邏輯是相反的：這個風險，由被害者承擔。國家的角色，只是核發一張憑證，告訴你「你有請求權，但我們幫不了你」。
被告沒有財產，為什麼受害者承擔這個風險？
讓我說出這篇文章最核心的一個論點。
「被告脫產或本來就沒有財產」這個風險，在台灣完全壓在受害者身上。
加害者的律師可以合法協助資產移轉，加害者的家屬可以「接受贈與」，而受害者去追討時，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對稱的法律環境——你要自己蒐集證據，自己付錢打官司，自己走完所有程序，最後拿到一張憑證。
這不公平。
而且這個不公平，不是誰設計失誤，是一個系統在「保護被告的每一項程序權利」上面投入大量資源，在「協助被害者追討實質賠償」上面幾乎沒有投入任何資源的必然結果。
要改變這件事，需要兩件事：
第一，建立更積極的財產保全機制。案發後，法律上應自動對被告財產施加一定程度的保全，防止在判決確定前資產流失。不是要凍結所有財產，而是讓轉移行為有法律障礙，而不是合法操作的灰色地帶。
第二，調整補償制度的邏輯。 當被告確實無法賠償時，國家應主動承擔對被害者的補償責任，而不是只給一張債權憑證然後說「請繼續等」。這不是要求國家替所有人承擔所有損失，而是對於犯罪造成的損害，國家有責任提供真實的、不只是紙上的救濟。
最後說一件事
犯罪不只是私人之間的糾紛，它是對社會秩序的侵害。國家代替受害者追訴犯罪，是因為這件事超越了私人恩怨，社會整體有利益在裡面。
既然國家說「這件事有我」，就不能只在刑事這邊說「有我」，在民事賠償這邊說「各憑本事，自求多福」。
那張938萬元的判決書，最後變成一張債權憑證，是一個系統告訴楊爸爸：我們知道你受苦了，但我們只能給你一張紙。
問題是，這真的是這個系統能做的全部嗎？
還是，沒有人覺得這件事重要到值得去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