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些新聞說到Amanda Gorman即將出版的新書《The Hill We Climb》的荷蘭語譯者交稿後受到質疑。這個質疑很有意思。荷蘭語譯者選擇的是去年憑藉《The Discomfort of Evening》而獲得國際Booker獎的年輕作家Marieke Lucas Rijneveld，同時，她也寫詩，而當她被選為Amanda Gorman的新書作荷蘭語翻譯的時候，Amanda自己也表示了欣喜的心情。年輕的獲獎作家、又是詩人，Marieke Lucas Rijneveld來翻譯Amanda的詩歌，Amanda自己也非常讚賞，不是好事嗎？非也。【原文】
由此，想到七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時候還在以色列，但是並不著重於做文學類的翻譯，多為口譯、同傳。經推薦，收到一本來自耶路撒冷出版社的書籍，是想要讓我做這本書的文學翻譯，然後在大陸出版，出版社已經聯繫好了。書是關於戰爭、親人、犧牲的回憶。似乎都是確定的事情，於是，我翻譯了樣張，對接了中方出版社，似乎一切都就緒的時候，收到了如下回覆。
措辭是非常非常客氣的，也在溝通中感受到了對方的體諒和為難，只是這樣的拒絕讓年輕的我心裡堵了一口氣。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拒絕是用我的性別來做刻板印象——男人對戰爭就體會更深嗎？女人就不能帶兵打仗嗎？我生來是女人，駕馭語言的問題上沒法跟男人比嗎？我更能接受因翻譯質量而拒絕，可以提高文學翻譯的能力，而這樣的拒絕，他可以說是我們考慮到如果說你翻譯質量差，你可能會受到打擊才採取了這樣婉轉的方法？也可以說確實是原著作者更傾向於找男人翻譯？不過，無法服人。
幾個月後，以色列與加沙地區開戰，「衝突」持續月餘。那時候自己想問，如果一個身處戰爭中的女譯者和一個置身戰亂之外的男譯者相比，哪個更能對描寫戰爭的作品有更好的體會和產出呢？
我本不愛這樣有政治宣傳性質的書籍，而且，樣張、試譯多是沒有酬勞的工作，即便如此，也都認真做了，並無輕慢，但因為女性的身分被拒絕了，確實心中不甘。放在德國，算不算歧視，可以提告了？翻譯界的苦在大陸似乎是道不盡的，推而廣之，世界少有不同。又讓我想起了魯迅先生對翻譯界的幾篇文章。今天Amanda Gorman荷蘭語譯稿的問題出現，一下引發了這七年前的小回憶。
事情過去很多年了，本以為翻篇了，又似乎一再輪迴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