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結束以後，隋唐史家編纂過往的歷史時，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南北史皆有皇帝本紀」。
這在古漢文史書上，絕對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都知道，陳壽三國志中，就僅魏有皇帝本紀，蜀吳都只有先主傳、吳主傳等等。修纂北魏書的魏收就更過分了，對南方政權直接島夷蕭道成、島夷蕭衍地叫。細究內容來說，儘管北齊書內部荒唐的故事很多，但其實李百藥等人的寫作風格，依然是盡量以正面的方式在呈現北齊歷史。與其說李百藥在詆毀高氏政權，不如說是他已經盡量往好的地方圓。但數量實在太多，隱惡揚善也就有其極限。
尤其是高歡以下的高氏掌權者，每個都想辦法找出些優點，描繪地英明神武，只有高緯實在沒有，只好說「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總算把責任推在教養不當之上。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不同政權都有自己的正面史書」，我個人認為跟隋唐時代的士族集團組成有關。
北周—隋唐雖然確實是「勝者」，但在戰爭結束以後，不同政權的士族並沒有毀滅，很多就是原地加入戰勝者集團，繼續高官厚祿、互相通婚，享有崇高的社會、經濟、政治聲望。
關中士族京兆杜氏、韋氏等等當然很強，可是原本支持北齊的山東士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等等也混得很好。南方的蘭陵蕭氏在唐代也出了一連串宰相級官員。
結果就是，隋唐統治集團實際上是全國士族的共同聯盟，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如果沒有根據就隨便污辱任何一個南北朝政權的歷史，反而會遭受大家圍毆。北齊時代魏收寫史恣意妄為，後來天天被人圍剿就是個例子。
就這點來說，李百藥的北齊書毋寧算是很勇敢的作品。因為作品中半數以上的官員，李百藥都會留下「貪暴」、「貪殘」、「酷政」一類的評價——而他們的後人，大多數都還在隋唐朝廷當官。
例如前陣子講過的佞臣名醫崔季舒，唐初都還有後人崔剛在當鍾離郡太守。李百藥安全下莊，大概只能說明許多他寫的東西還真有可靠資料，不愧是北齊掌寫史的李德林之子。
就像初唐的南北朝史書編寫時有大量的南北士族高官，必須得較持平地幫戰敗者政權說話，在波斯和羅馬史著編寫上也反映著類似的問題。
跟南北朝同時代的薩珊波斯帝國，雖然侮蔑前代的帕提亞，進行大規模的歷史刪除工程，但卻始終無法將帕提亞貴族的事蹟刪乾淨，因為帕提亞貴族中有一大部分成為了薩珊統治階層的同盟，不能隨便得罪，只好變著法地把他們的故事也融入進統治者敘事中。
另一方面，東羅馬帝國在四百多年後，關於其關鍵衰落的「曼齊克特之戰」，現存的幾部同時代紀錄七嘴八舌，把戰敗責任歸咎於不同的人身上，究其根本，都與撰著者身陷的宮廷政治鬥爭和贊助人背景有關係。同時代的亞美尼亞人著作則保持著始終如一的態度：東羅馬和突厥都是壞蛋。
通俗總喜歡說「歷史是戰勝者書寫的」，其實正確來說，是「歷史反映的是寫史者當下的政治社會處境」。戰敗者也有機會寫史，戰勝者寫史也會礙於各種實際的政治需要，不能隨便大筆一揮。怎麼判斷一段資料的深度，是可以做非常細緻的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