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南投名間鄉的茶園面臨焚化爐興建的威脅，抗爭陣前出現了一位極其突兀的身影：他穿著剪裁俐落的西裝、操持流利英語開直播，用國際視野轉譯這場家園保衛戰。他是常行深，一位立志建立「台灣茶主體性」的製茶師，因為這座焚化爐，讓他從安靜職人成了「戰鬥茶師」。
對常行深而言，這是一場攸關「台灣茶國際形象」的國安級考驗，若「珍珠奶茶的故鄉」淪為廢棄物處理場的鄰居，這片紅土累積百年的風土驕傲將蕩然無存。常行深出生於台中的法學世家，父親是律師、母親擔任檢察官， 他自幼便在所謂「黨國背景」的特權下成長。在旁人眼中，這樣一個承襲階級紅利的幸運兒，理應順應家庭期望，走上安穩的法學之路。然而，這看似穩妥的羽翼，卻是他亟欲掙脫的束縛。
年少時的常行深對台灣的教育體制產生了深刻的疏離感，他認為校園環境充斥著「偽善」的氣息，表面高喊全人發展，實則卻將衡量人的尺度簡化為冰冷的考卷分數。為了逃離這種單一的競逐，常行深前往西雅圖完成高中與大學學業。在異國，他選擇了與家學淵源不同的政治、經濟作為主修。透過異文化的碰撞與思辨，重新拼湊出對世界更真實且完整的認知。
這份認知的覺醒，也意外地在異鄉的茶煙繚繞中萌芽。常行深自幼便有飲茶習慣，隻身在美期間，父母不時寄送家鄉的茶葉給他，沒料到他泡茶招待朋友時，竟有人願意為了這份滋味付費，請他再進口更多茶葉來販售。這個舉動打破了他從小到大認知的「領取俸祿」模式——即必須考取功名才能獲得穩定薪酬的刻板印象。茶席間的文化震撼，不僅讓他初次感受到市場運行的邏輯，更成為他探索世界其他面向的起點。
返回台灣後，為了深入茶產業的核心，常行深透過各種管道，接受豐富的產業洗禮，也精進育種、採摘、萎凋、殺青、揉捻、炒茶等所有作業流程。
在累積紮實技術的同時，常行深觀察到，台灣茶銷售往往耽溺於「歲月靜好」的氛圍，或是只強調精美包裝。他也不解，為何台灣茶總試圖透過未必懂茶的國際比賽來尋求定位，而非如立頓（Lipton）或 TWG 般建立強大的品牌影響力。
常行深曾上山下海探尋台灣茶的各種可能性，這段走訪全台的經歷，讓他對台灣重新產生強烈的情感，使茶學從製茶技術昇華至族群認同。他觀察到，日本茶或英國下午茶早已超越飲品範疇，成為承載民族面貌的「文化體」；反觀台灣茶卻仍受限於中國語境，缺乏鮮明的自主意識與集體想像。
為了找回台灣茶的國際話語權，他展開了一場嚴謹的「風土實驗」：透過固定品種、季節、海拔與製茶師等變因，僅讓土地本身說話，試圖在排除各種變項後，呈現出最純粹的地理差異，以此為台灣茶重新找回定位。25 歲那年，常行深欲大展身手之際，生命卻毫無預警地被「慢性發炎性脫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病變」攔腰截斷。這場重疾讓他一度癱瘓、失明，在醫學判定近乎絕症的陰影下，他經歷了兩年殘喘求生的低谷，最終透過民俗療法奇蹟般地從死亡蔭谷返回。這場與死亡擦身而過的試煉，徹底重塑了他的心境，他自覺既然已在二十多歲「死」過一次，對世俗的得失與恐懼已大幅降低。
帶著病後餘生的身軀，常行深重拾茶學，他在描述物理學家霍金生平的電影《愛的萬物論》中找到了深刻的共鳴。同樣曾受困於隨時崩解的軀體，他對霍金那種在極限生命中仍試圖探求宇宙真理的意志感同身受；「同病相憐」的同理心讓他借用了電影意象，發展出一套「茶的萬物論」。
常行深認為，茶不只是飲品，更能與政治話語權、民族想像、土地情感及生活樣態緊密勾連，是足以貫穿萬物的核心。他成立個人品牌「茶。萬物論」，鎖定在國際消費者與懂得鑑賞的「知音人」，試圖在數位時代裡，為台灣茶尋找更精準的共鳴。
原本深耕於小眾市場、默默鑽研風土的常行深，近期因南投名間鄉焚化爐興建爭議而躍上檯面。這場抗爭是他的「社運處女秀」，起初他僅是指導自救會成員拍攝短片，但目睹地方生計與茶鄉形象面臨崩解危機，他最終選擇親自站上第一線。
對他而言，這是一場深情的報恩：名間鄉在他剛回國、最稚嫩的製茶歲月中給了他實作的養分，那些睡在茶農家、凝望朝露與晚霞的山景時光，已經刻進他的靈魂裡，讓他無法在危機時刻置身事外。
在充滿煙硝味的抗議現場，常行深展現出迥異於傳統農民運動的「紳士風格」。他身著剪裁俐落的西裝，以流利的英語進行直播，試圖將枯燥的地質水文議題，轉化為具備國際渲染力的敘事。透過自媒體的創意操作，他在抗爭現場優雅泡茶、炒茶，以職人的姿態對比環評會議的僵化決策，用一種近乎荒謬的藝術感，諷刺現實的冷酷。他甚至邀請法國甜點大師 Pierre Mosser 親臨現場，讓國際視角見證茶鄉面臨的開發威脅。
常行深強調，名間焚化爐不是地方層級的設施興建問題，而是關乎台灣茶國際形象的國安層級考驗。他以「Bubble Tea 的故鄉有難」作為訴求，向國際社會喊話。他也深信，守護這片土地應該不分顏色，唯有脫離政治標籤的裹挾，名間鄉的未來與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才能在戰鬥後獲得真正的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