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hur Lewis
在發展經濟學的歷史上，很少有模型像威廉·阿瑟·路易斯（W. Arthur Lewis）於 1954 年提出的「二元經濟模型」這樣影響深遠。
這個讓他在 1979 年拿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至今仍是每一位經濟系學生的必修課。2014 年，發展經濟學家 Douglas Gollin 發表了《路易斯模型：60 年回顧》，以當代實證資料重新檢視這個老牌模型。
有趣的是，即便模型的多數細節假設已被推翻，Gollin 依然認為，路易斯對發展中國家「二元性」的洞見無可取代。這對理解台灣自身的發展歷程，也別具意義，而今年回顧，路易斯模型已經七十年了，容筆者我來記錄一下。
二元經濟論
路易斯模型的核心概念並不複雜：發展中國家同時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部門。一邊是「生存部門」，通常指傳統的自給農業與非正式服務業，這裡勞動力相對於土地等固定資源顯得過剩，多一個人下田，產出也幾乎沒有增加，勞動邊際產出趨近於零。
另一邊則是「資本主義部門」，也就是使用資本、追求利潤的現代工業部門。值得一提的是，路易斯本人其實非常小心地避免把「生存部門」直接等同於「農業」，但當代的詮釋幾乎都把兩者畫上等號，這點讀者在閱讀相關文獻時不可不察。
對路易斯而言，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是把大量低生產力的勞動力，從生存部門移往高生產力的資本主義部門。由於生存部門人口眾多，現代部門在初期可以享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而工資則由生存部門的生活水準決定，大約再加上 20% 到 30% 的溢價，補償勞工遷移到都市的心理成本與生活開銷。
直到過剩勞動力被完全吸收的那一刻——也就是所謂的「路易斯轉折點」，工資才會開始大幅上升，經濟從此進入新古典的成長模式。這個轉折點近年常被用來討論中國經濟，也是媒體愛用的關鍵字。
路易斯模型還有一個頗為特別的假設：儲蓄主要來自資本家的利潤，而非一般窮人。在轉折點之前工資保持不變，現代部門賺來的利潤會不斷回流投資，形成一個「利潤佔比上升→投資增加→成長加速」的良性循環。Gollin 指出，路易斯的野心其實非常大，他想在單一模型中同時刻畫成長、結構轉型、分配不均、工資決定與人口問題，頗有亞當·斯密與馬克思那種「古典大一統」的味道，由此觀之，路易斯模型是「古典模型」，而非新古典模型。
路易斯模型的缺陷
然而，這種野心也帶來 些不小了問題。
Gollin 點出一個關鍵：路易斯其實假設勞工可以自由在兩個部門之間流動，那麼「二元」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在原始設定下，這種二元相當程度依賴於資本的「團塊性」（Lumpiness）或某種非凸性，但路易斯並未進一步解釋這種團塊性從何而來。這也延伸出一個深刻的問題：為什麼國際資本不主動進駐那些有大量剩餘勞動力的貧窮鄉村，直接雇用他們？這其實正是著名的「盧卡斯難題（Lucas Puzzle)」：為什麼資本不從富國大量流向窮國？
過去六十年的實證研究，也挑戰了路易斯的許多具體預測。首先，即便在地球最貧窮的角落，勞工的邊際產出通常仍為正值，把人從農村移走並非毫無代價。
其次，許多國家的工資在抵達轉折點之前就已隨生產力提升而成長，並非模型預測的長期水平線。再者，以臺灣為例為例，其高速成長期間資本收益佔比並未持續攀升，勞動所得份額相對穩定。
此外，現代研究也發現，資訊落差、技能限制與運輸成本，都是勞動力跨部門流動的重大結構性障礙，流動遠非路易斯所想像的那般自由。
何以再談路易斯？
既然有這麼多預測與現實不符，為什麼 Gollin 仍認為這個模型重要？答案在於，即便細節可議，二元經濟的「框架」仍精準捕捉了發展中國家最主要的特徵：內部存在巨大的生產力差距。
以全球數據來看，農業與非農業部門的生產力差距可以高達 40 倍以上。這種差距，不會因為模型假設被推翻就消失，反而正是理解經濟發展問題的起點。
換句話說，路易斯模型的價值並非提出了什麼答案，反在於其扣問：到底是什麼摩擦力的存在，阻礙了資源在部門之間的有效配置？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個提問格外有意義。台灣從 1950 年代的農業社會走向工業化與服務業化，或許就是路易斯心中的典範（是嗎？）。
然而，經濟發展存在許多層次，比方說村落中的風險分攤（如 Townsend 的村落研究）、專業化分工、制度與文化網絡、甚至企業經營與大企業的「顆粒性」（Granularity），都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當代發展經濟學對於「發展」的定義，深受路易斯影響，不過沈恩等人於1980年代對此持了不同看法，下回再作分曉。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