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裡的遇見，大抵都是沒什麼道理的。有時候就像那舊櫥櫃裡翻出來的一截殘絲，斷在手心裡，扔了可惜，留著又實在綴不起半件衣裳。西西里的陽光照在採石場上，薄薄的一層，像極了那起皺的廉價綢緞，看著是亮的，摸上去卻是滿手的涼意與灰塵。
那坑底下的雅典男人們，曾經大約也是在神廟前鮮衣怒馬過的，如今卻像被揉皺了的廢紙，橫七豎八地丟在歷史的牆角。人一旦餓得狠了，尊嚴便成了那最不實穿的華服，脫下來的時候，連一聲嘆息都嫌費勁。
可偏偏這世上就有那樣不識相的男人。Gelon 守著他那些歐里庇得斯的劇本，像是守著一堆見不得光的陪葬珠寶，眼裡透著一股子神經質的焦慮，生怕這亂世的大火一燒，連這點子念想都成了灰。而 Lampo 呢，他那點子善意是帶著酒氣的，像個半舊不新的紅泥火爐，暖不到心窩子裡，卻也總算有點煙火氣。
他最初跨進那石灰坑，大抵也存著點看戲的刻薄心思，拎著點乾癟的麵包與葡萄酒，在那兒吆喝著：「誰會背兩句詞，這口吃的便是誰的。」
這話說得輕巧，聽在耳裡卻是驚心的慘烈。藝術這東西，到了這份上，竟成了那市井攤頭上的斤兩，可以拿來賒帳，可以拿來抵命。那些原本該握著金戈的手，在採石場的穢土裡比劃著，像是要把那虛無縹緲的悲劇，生生從石頭縫裡摳出來。
當《特洛伊婦女》的哀聲響起時，那種涼意是沁到骨子裡的。那些雅典戰俘在演，可那眼底下的乾涸與絕望，卻是再真不過。這哪裡是在演戲？這分明是把自己的心肝肺腑掏出來，晾在仇人的太陽底下曬。那些錫拉庫薩的看客，心裡大約也是不安的，勝利者的滋味，到了這齣戲跟前，竟也透著一股子荒誕的苦澀。
這在當時的錫拉庫薩，原本是萬萬使不得的。可這兩個陶工，一個執拗得像尊石像，一個糊塗得像盞殘燈，硬是在這政治的齒縫間，偷出了那一星半點的戲光。
Lampo 罵罵咧咧地指點著，那語氣裡帶著點不耐煩的體貼；Gelon 則站在陰影裡，眼神空洞得像是要把這千年的石壁看穿。他們並不偉大，甚至有些狼狽，像是兩個在殘垣斷壁前補破襪子的女人，細碎，卻又有一種近乎卑微的堅韌。
戲劇這東西，本來就是最最不合時宜的。它像是一襲鑲了金邊的旗袍，套在一個快要爛掉的軀殼上，有一種支離破碎的美感。
藝術救不了人，它只是讓人在死到臨頭的時候，還能記起自己曾經也是個精緻的生命，而不僅僅是那一灘隨時會被掩埋的爛泥。那一瞬間，當台詞穿透了石灰岩的冷霧，他們是完整的，甚至是體面的。
讀到最後，書頁闔上的聲音，輕得像是一聲悶在被窩裡的咳嗽。那些台詞在腦袋裡打轉，像極了老唱片轉到了盡頭，嘎吱嘎吱地響，全是那些說不出口的辛酸。
我們每個人，大抵都有這麼一個採石場。 四周是冷冰冰的家常，身上是掙不脫的瑣碎。那些疲乏與無奈，像細細的沙子，一點點磨損著原本鮮亮的皮相。
而所謂的救贖，大抵也就是像 Gelon 和 Lampo 這樣，在最冷、最硬的日子裡，還願意為了那點子沒什麼用處的、虛幻的美麗，遞出一塊餅，換來一聲嘆。
那一刻，戲終了，人散了。 可那一刻，這日子總算是有點顏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