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83年發現的兩塊石碑殘片，正在改寫韓國古代史
2026年初，韓國考古學界迎來一個里程碑式的時刻：兩塊來自公元5世紀高句麗石碑的殘片得以重聚。根據《韓民族日報(The Hankyoreh daily)》記者盧亨錫(Roh Hyung-seok，音譯)報導，這件文物在慶州新羅王宮遺址中相隔近九十年被發現，被譽為理解古代韓國地緣政治格局的「金鑰匙(Golden Key)」。
月城高句麗碑文的發現(1937-2026)
故事始於1937年，韓國考古先驅崔南柱(Choe Nam-ju，1905-1980)在慶州西月城宮遺址(West Wolseong palace site)發現一塊巴掌大小的石碑殘片。他一眼就認出石碑殘片上刻著醒目的隸書(Lishu)，這顯然是高句麗時期的文物。此後數十年間，這塊石碑殘片一直鮮為人知，乏人問津。
2020年12月，慶州國家文化遺產研究所(Gyeongju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策展研究員張基明(Jang Ki-myeong，音譯)在月城宮遺址的一條排水溝中發現第二塊石碑殘片，故事由此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到2024年6月，3D掃描證實這兩塊石碑殘片完全吻合。最終，在2026年，它們的實物重聚證實了學者們長期以來的猜想：這兩塊石碑殘片屬於同一塊巨大的碑刻。
碑文包含「貢」、「白」、「渡」、「不」、「天」等字樣，其風格與《廣開土大王碑(Gwanggaeto Stele)》極為相似。新羅王宮內存在這樣一座王室風格的碑刻，或許能夠為「臣民(Sinmin，附庸)」理論提供佐證。這表明，5世紀的新羅在直接受高句麗政治與軍事影響的情況下生存發展，在自身內部發展與北方鄰國霸權之間尋求平衡。
世俗主權與高句麗霸權的物質證據
高句麗區域統治地位最明顯的標誌，便是體現在新羅採用高句麗年號(延壽[yeonho])。1926年在慶州西峰塚(Seobongchong Tomb)出土的禮器上發現的「延壽(Yeonsu)」銘文表明，早在公元451年，新羅就已奉高句麗的正朔。新羅宮廷透過承認高句麗的年號，而非採用中國或獨立的曆法體系，實際上承認高句麗大王是其政治秩序的宇宙中心。
可攜式文物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等級體系。1946年出土於慶州後塚(Houchong Tomb)的「廣開土壺(Gwanggaeto Hou-vessel)」，上頭刻有公元415年的銘文，以紀念廣開土大王，很可能是高句麗宮廷賜予新羅從屬政權的禮儀性贈禮。同樣，在慶尚南道(South Gyeongsang Province)宜寧郡(Uiryeong)發現的鎏金銅立佛，上頭的銘文有「延嘉七年(Seventh Year of Yeonga，公元539年)」，顯示高句麗的曆法權威與文化影響力，直至6世紀仍深深滲透至朝鮮半島南部。
位於現今忠清北道(North Choongcheong Province)忠州市(Chungju)南漢江(Namhan River)畔的《忠州高句麗碑(Jungwon Goguryeo Monument)》進一步印證這種影響。與《廣開土碑》的凱旋式風格不同，《忠州碑》更著重於行政管理，記錄邊疆治理的組織架構。這標誌著高句麗從軍事擴張轉向制度化的領土控制。
這些碑銘與文物共同展現高句麗對「破天王(Pacheonhwang[音譯]，意為至高皇帝)」地位的確立。透過使用自己的年號，並將新羅統治者稱為「寐錦(Maegeum)」，這個頭銜通常指地方領主，高句麗由此確立其區域霸權，重塑早期東亞的外交規範。因此，不斷累積的考古證據日益挑戰早期新羅獨立的解讀，轉而支持以高句麗為中心的政治秩序。
崔南柱：新羅歷史之聲的守護者
近九十年來，1937年發現的原始殘片一直鮮為人知。然而，它的重新發現與重組，為崔南柱(Choe Nam-ju)的非凡遺產帶來新的曙光。這是因為當時與高句麗相關的銘文尚未被發現。
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嚴酷歲月裡，崔南柱以非凡的奉獻精神探索被埋葬的新羅歷史。他的工作不僅是技術性的挖掘，更是一次意義深遠的嘗試，旨在透過最持久的媒介──石刻銘文──來還原韓國歷史的真實面貌。
1934-1936年間，崔南柱取得一系列重大發現。1935年春，他在石藏寺(Seokjang Temple)附近發現了《壬申誓記石》(Imshin Seogiseok，又稱《花郎誓言[Hwarang’s Oath]》)，保存了花郎(Hwarang)青年團的道德規範與教育理念的珍貴原始記錄。同年稍晚，他又發掘出一塊《大崇福寺碑銘(Great Sungbok Temple stele)》殘片，協助重建崔致遠(Choe Chi-won，號孤雲[Go-un])的「四大碑銘(Four Great Inscriptions)」之一，這部碑銘是新羅文學與政治史的基石。 1936年4月，崔南柱在武烈王陵(tomb of King Muyeol)發現「中禮(Jung-rye)」碑文，該碑文簡潔地闡述了統一新羅時期(Unified Silla)治國理念背後的道德哲學。
更早之前，崔南柱在1934年於慶州發現《南山城碑(Namsan Fortress monument)》。該碑文不僅是一份建造記錄，還提供了確鑿的年代證據，可追溯至真平王(King Jinpyeong，579-632年在位)時期，闡明新羅的政治與軍事組織結構。它揭示南山的雙重身分──既是神聖的佛教聖地，也是守護王都的戰略防禦要塞。值得注意的是，碑文中包含一項責任條款，規定若城牆在建成三年內坍塌，負責建造者將受到嚴厲懲罰。此外，1957年，崔南柱發掘出一塊具有極高文化價值的石碑，上面刻有興德王(King Heungdeok)的文字。這項發現是考古學的一項重大突破，為確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關鍵證據，並揭開一段被遺忘已久的過去。
紀念碑重獲新生
2026年2月11日，在以月城高句麗碑殘片為主題的學術特別論壇上，文化遺產委員會(Cultural Heritage Committee)主席姜奉元(Kang Bong-won，音譯)教授向崔南柱的遺屬致辭，語氣真摯感人：「這塊殘片長期保存在國立慶州博物館，一直沉睡至今，如今終於讓這座紀念碑重見天日，為歷史揭開新的篇章。」
崔南柱發現這塊殘片時，正值殖民當局試圖邊緣化並壓制韓國文化之際。他對新羅王宮遺址中這塊珍貴的高句麗帝國殘片的發現與保存，可被視為一種靜默而有力的學術抵抗。
儘管一些學者仍在爭論紀念碑的來源，但累積的考古證據卻已是不容忽視的。 2020年發現的殘片與1937年發現的殘片在物理上完全吻合，證實兩者均屬於同一塊紀念碑。這塊碑文上遒勁的隸書風格，與《廣開土碑》上的字體高度一致，顯示它並非普通裝飾性石刻，而更可能是一塊豎立在矗立於新羅王宮核心區域的帝國紀念碑。
2026年，這些殘片的重組意義非凡，它不僅是一項科學成就，更重現了韓國史上一段失落的篇章──這段歷史最早由崔南柱在近一個世紀前發現。這塊曾經默默無聞的小殘片，如今已成為高句麗疆域遼闊的有力見證，也證明碑文擁有喚醒歷史的強大力量。
這段被遺忘的歷史得以重現，主要歸功於慶州國家文化遺產研究所金東夏(Kim Dong-ha，音譯)與全京孝(Jeon Kyung-hyo，音譯)的細緻研究，他們成功地追溯這塊主要碑體殘片的來源。在張基明發掘出第二塊殘片後，這些努力最終促成2026年月城高句麗碑的重組。新羅宮殿建築群中存在著一座帝國風格石碑，為5世紀高句麗的霸權提供確鑿的實物證據。在崔南柱最初發現近九十年後，這些重新拼合的殘片如今已成為重新評估早期朝鮮半島國家間秩序的關鍵金石學基礎。
Reawakening History: Choe Nam-ju and the Wolseong Goguryeo Monu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