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線工作者 雅雯
設立界線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能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方式；但對於照顧者而言，界線往往是一場在責任與自身需求間拉扯的馬拉松。如果分不清自己的原則與底線，往往會讓彼此都過得精疲力竭。
本年度第一場週末分享會，邀請到活泉社家中心的志工俊廷來分享，他是如何從失序的生活、與關係界線的迷惘中，慢慢找回那條隱形卻必要的線。
過往的家庭，是貧窮與精神疾患的交織
俊廷的自我介紹，不是一個，而是好幾個身分疊在一起：博士生、研發工程師、活泉之家志工、精神疾病經驗者家屬、曾經的無家者、家暴受害者、泛焦慮症。
他說，從小在髒亂的環境裡長大，母親的囤積和強迫傾向在當時只被理解為「個性問題」，家裡不斷收到鄰居投訴，他也從沒辦法帶朋友回家玩。大三那年，父親意外過世，是一道分水嶺。斷水斷電的家、筆錄現場、被警察標記為弱智——就在那之後，姊姊第一次發病。
沒有診斷、沒有疾病概念、收入中斷。三個人就這樣成了無家者，輾轉遊走於臺北、臺南、新竹之間，睡在學校的空教室，通常凌晨一兩點才睡著，五六點就要起床。
「那時候很喜歡看月亮，」俊廷說，「因為它是晚上唯一會發光的東西。只是不知道，那道光什麼時候才會照到我身上。」
受到母親影響，他當時排斥一切外部協助，直到 2015 年才迎來轉機——在朋友幫助下開始脫貧、重回學校、申請保護令，也在學校的安排下開始心理諮商，才慢慢放下心防，重新建立生活圈。
此後，他一步一步經歷了強制送醫、強制住院的程序，陪伴母親與姊姊進入精神醫療的漫長過程。姊姊在療養院住了七年，後來轉住康復之家；母親目前仍在監護處分中。而俊廷成為姊姊的主要照顧者，至今已超過八年。
我到底是家屬，還是弟弟？
踏入照顧關係後，俊廷一直帶著一個困惑：當姊姊住進醫院，我應該用什麼身分去面對她？
他把這個問題帶去問了主治醫師。醫生的回答很簡單：「你就是她弟弟。不會因為疾病，就改變你們之間的身分。」
這句話讓他想通了很多事。面對外界、面對福利身分、面對醫療系統的時候，他是照顧者；但面對姊姊的時候，他就是她弟弟。
正是從這個起點，俊廷開始思考：什麼是「她的病」，什麼是「我的命」？什麼是俊廷該承擔的，什麼又是他自願扛起、卻其實不必要扛的？
界線不是一條線，是需要持續覺察的過程
俊廷用了兩個比喻來說明界線是什麼。
一個是《新世紀福音戰士》裡人與人之間那道看不見的結界；另一個是哲學上的「豪豬兩難說」——因為寒冷，豪豬想靠近彼此；但靠得愈近，愈容易被對方的刺傷害。最後，只能在「太近會痛」與「太遠會冷」之間，找到一個安全的距離。
「有時候以助人者的角色切入，反而會成為一個陷阱，讓對方失去成長的機會。」他說，和姊姊的界線，從來不是一開始就清楚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進退之間，慢慢摸索出來的。
時間與聯繫：姊姊住院初期，常常每兩個小時就打一次電話。俊廷形容自己也開始焦慮起來——想著，我為什麼要一直接她的電話？後來，他與姊姊在護理師的見證下，共同約定每天晚上八點半後只能打一次，「說法是公共電話只有一臺，需要輪流」。這個約定，是他們之間第一道共同協調出來的界線，隨著姊姊離開醫院、返回社區生活，俊廷慢慢和姊姊設立第二、第三、第四......條線。
空間：原生家庭的生活模式是二十四小時黏在一起，姊姊習以為常。俊廷說，他努力讓姊姊也適應在家庭空間裡有各自的角落，同時清楚表明，如果有讓自己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他會說出來，必要時會請一方先離開。
責任的認領：出院後，俊廷與姊姊共同討論，讓她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逐漸承擔起自己的事情——像是自行去區公所辦理低收入戶的資格複查。「不是我不願意幫她做，而是這應該是她自己的責任。」
解決問題的能力：照顧者不是萬能的。俊廷說，他依照事情的嚴重程度和姊姊當下的狀態來決定介入的程度。前一份工作遇到職場霸凌，他評估姊姊無法處理，便出面幫忙；但現在工作上的選擇和日常事務，他盡量讓姊姊自己來。
情感依附：最抽象、也最難說清的那條線
俊廷說，在所有界線的課題裡，情感依附是他覺得最難、最需要持續練習的。
姊姊有時候無法區分對家人的喜歡、對朋友的喜歡，和愛情的喜歡之間的差異。情感寄託一旦加深，就容易出現偏執，進而影響症狀。
「遇到這種時候，我必須非常理性地跟她說：我不是妳男朋友，也不是妳老公，我只是你弟弟。」
但他也發現，很多時候，姊姊只是需要一個出口輸出她的情緒。為了不讓電話變成一場混亂的情緒傾倒，他會先請姊姊把心情和思緒用文字寫下來、整理一下，「這樣我們講電話的時候，我才聽得懂重點。而且寫下來的東西，回診的時候也可以拿給醫生看。」
他也與康復之家的工作者保持聯繫，幾個人一起在旁觀與介入之間拿捏。
當愧疚成了義務
「一個人要過兩個人的生活，再累還是會撐下去——但我開始問自己，我為什麼要無限地包容？」
俊廷說，（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家對照顧者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既定印象：要有包容性、要無止盡付出、要把對方的狀態連帶到自己身上。但他現在更願意正視自己也是一個有需求的人。
「我沒有餘裕的時候，我會直接告訴姊姊。因為照顧者也有要被接住的時候。而且，對方是會知道這件事的——只要我讓她理解，她通常是接受的。」
他也提醒自己不要把愧疚當成義務。愧疚感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彌補、想扛起更多，但那往往是被情緒驅動的行為，而不是真正對彼此都好的選擇。
從受助者，到半個助人者
後來，俊廷也以志工的身分，陪伴其他正在求助的人。
他說，自己曾是無家者的經歷，讓他在與街友互動時，能真實感受到對方的痛苦。但共情之後，有時候也沒有然後——他學會了辨認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在清楚的界線內陪伴，而不是陷入「拯救者」的心態。
「我不覺得自己有能力拯救任何人。但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開始失衡，這已經很夠了。」
Q&A 片段
現場的提問非常真實，有照顧者問到當被照顧者越來越靠近死亡、自己也陷入PTSD的時候，該怎麼辦；有人問要怎麼讓對方理解界線存在的意義；也有人分享自己身為自殺遺族的困境、資源取得的艱難，以及那種「好像被接住了，但接住之後什麼都沒有」的空洞感。
對於讓受照顧者理解界線，俊廷說他不會直接告訴姊姊「這就是界線，你要遵守」，而是讓她知道：「你先從我們之間開始練習，這個技能以後在工作上、在其他人際關係裡，都用得到。」
對於一直說、反覆說，他說那不是重複，而是療癒的過程。「一開始提到這些就哭，後來開始不哭，再後來才能開始想自己當下真正的感受。」
對於找不到資源、找到也感到失望，他回應：「我也有過很深的失望，對世界，或者對自己的家庭。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但說出口對我來說還是很重要——即使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說出口這個行為本身，對自己有幫助。」
界線，是讓彼此都能呼吸
「不管是經驗者、照顧者、受助者、助人者——大家都需要好好看見彼此，然後接住自己。」俊廷最後回到一個很簡單但深刻的提醒：照顧者也需要被照顧。
他分享，曾在自己人生低潮、需要搬家的時候，反而是姊姊幫忙找房子。那一刻他意識到，關係不是單向的承擔，而是彼此流動的支持。
界線的存在，不是為了切斷關係，而是讓關係可以長久。當我們慢慢分清「她的病」與「我的命」，或許就能在愛與自我之間，畫出一條讓彼此都能呼吸的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