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傳統信仰教導男人和女人的內心深處，總是面臨著「向善的意向」與「邪惡的意圖」（心理學家稱之為惡意）之間的抉擇。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猶太大屠殺，正是一個名為納粹德國的整個國家，被邪惡意向所攫取的歷史悲劇。大屠殺說到底，就是個英雄太少、受害者和加害者卻多不勝數的故事。
但在這場浩劫過後，當同盟國於紐倫堡召開國際軍事法庭，對22名納粹高層領袖進行審判時，法庭的目的已經不僅僅是為了懲罰他們犯下的反人類罪行，更是為了一探這些惡魔的「心理狀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我們有機會深入那些策劃大屠殺的政府領袖的大腦，試圖找出「邪惡」的科學解答。喬爾．丁斯戴爾（Joel Dimsdale）所著的《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紐倫堡審判以來犯罪心理研究的演變》（Anatomy of Malice: The Enigma of the Nazi War Criminals），這本書，正是帶領我們重返紐倫堡大審的牢房，解開長達七十年的心理學謎團。
走入歷史的兩位心理專家與他們的矛盾
在紐倫堡審判期間，為了評估戰犯的心理狀態是否適合受審，兩名來自美國的專家接下了這項艱鉅的任務：精神科醫官道格拉斯．凱利（Douglas Kelley）與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Gustave Gilbert）。
這兩位專家的背景與態度截然不同。凱利是加州著名的天才，智商位居加州前0.5%，更是法醫精神病學與羅夏克墨漬測驗的專家。他的性格迷人、務實，與戰犯們相處甚歡，甚至在研究報告中刻意與當事人保持客觀距離，將他們視為「標本」來研究。
相反地，吉爾伯特是一名來自奧地利猶太移民家庭的美國心理學家。他對納粹充滿了深沉的恨意，急切地想在這些人身上找到病態的心理證據，他認為自己的職責是讓戰犯明白自己的罪行，因此與戰犯的關係略顯疏遠。這兩位專家在紐倫堡的合作，被形容為「來自地獄的合作」，充滿了不信任與競爭。
他們對戰犯進行了密集的智力測驗與當時最先進的「羅夏克墨漬測驗」（Rorschach inkblot tests）。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兩位每天面對同一批戰犯的專家，最後竟得出了南轅北轍的結論。
四名罪人的心理素描
為了讓大家更具體地感受，讓我們來看看這兩位專家所面對的四位納粹核心戰犯。很多人以為納粹是一群絕對理性的邪惡菁英，但這本書打破了這個迷思。
赫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優雅的毒蟲與操弄者
作為納粹德國空軍總司令與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戈林在投降時，居然帶著16件相配的繡字行李箱、一個紅色帽盒、一名貼身男僕，以及為了滿足他終身毒癮的兩萬顆副可待因（paracodeine）藥丸來到監獄。戈林充滿魅力、自信且憤世嫉俗，他在獄中主導著其他戰犯。在智力測驗中，他的高智商僅次於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43分）與阿圖爾·賽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
在書中，戈林與吉爾伯特有一段極為著名的對話。戈林冷酷地指出：「一般老百姓當然不想要戰爭......但畢竟，決定政策的是國家的領導人，要把人民拖下水總是件簡單的事......你只需要告訴他們，他們正在遭受攻擊，並指責和平主義者缺乏愛國心、讓國家陷入危險。這在任何國家都行得通。」 這種對人性的精準操弄，令人不寒而慄。最終，他在被絞死前兩小時，吞下不知從何處得來的氰化物膠囊自殺。
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大腦受損的勞工陣線領袖
萊伊原本是納粹街頭的流氓，後來成為德國勞工陣線領袖。他有著嚴重的酒癮，其放蕩的行為連其他納粹同夥都感到厭惡。他曾遭遇墜機意外並有多次頭部創傷的病史，伴隨著持續的口吃。在審判前，萊伊在牢房中上吊自殺。然而，令人諷刺的是，他卻是所有戰犯中唯一在遺書中對自己的罪行表達懺悔與內疚的人。後來著名的神經病理學家對他的大腦進行解剖，確實發現了額葉長期退化的病變。
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Julius Streicher）：瘋狂的「頭號猶太誘餌」
作為納粹宣傳報《先鋒報》的主編，他的報紙充滿了對猶太人的抹黑與假新聞，例如聲稱猶太醫生會蓄意讓人染上毒癮，或猶太人有邪惡的性成癮。他在智力測驗中得分最低，僅有106分。他沉迷於性愛與暴力，甚至向獄卒吹噓自己的性能力，要求提供女人來證明他有多強壯。他的行徑極端且顛三倒四，連納粹自家人都受不了他，不願與他同坐。他深信猶太人有著邪惡陰謀，甚至在做測驗時，還能詭異地辯稱法官中有猶太人，因為他「研究種族二十年，能認出血液」。
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深陷被害妄想的副元首
赫斯曾是希特勒的心腹，卻在開戰前瘋狂地偷了一架戰鬥機飛往英國，企圖單方面促成和平。在紐倫堡，他時常宣稱自己失憶，整天抱怨有人下毒想害他，甚至把吸滿水蜜桃果醬的吸墨紙保存下來，堅稱那是猶太人企圖毒害他的證據。他有時會要求與守衛交換盤子，或要求精神科醫師先試吃他的食物。
凝視墨漬，究竟看到了什麼？
面對這群複雜的戰犯，羅夏克墨漬測驗成了窺探他們內心的鑰匙。這項測驗包含10張墨漬圖，施測者不僅記錄受試者「看到了什麼」，還會觀察他們是根據形狀、顏色還是陰影來回答，從而判斷他們的情緒與認知組織能力。
以第二號墨漬圖為例： 戈林笑著說：「看起來像兩個跳舞的人......上方紅色的部分是頭和帽子。」 萊伊則把圖片拿近又拿遠，反覆唸著「黑色、紅色、白色」，最後說這是一隻「在繃著腳彎下身」的鵝或奇怪的蝴蝶，甚至形容出詭異的「蝴蝶口部」。 而陷入被害妄想的赫斯，則說這看起來像「有血漬的昆蟲部位」以及「荒島野蠻人會戴的邪惡面具」。
第二號圖
兩位心理專家對這些結果的解讀，產生了歷史性的分歧。 吉爾伯特認定，這些戰犯是非我族類的怪物。他認為這些測驗結果顯示他們是「極度自戀、缺乏同理心、具有攻擊性的精神病態者」。他甚至過度解讀了戈林在測驗中的一個動作，當戈林試圖擦去卡片上的一個紅點時，吉爾伯特斷言這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馬克白夫人，急切地想洗去手上的「血跡」。
然而，凱利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凱利認為，這群人並不是什麼心智異常或天生邪惡的魔鬼。他們不過是一群有著道德瑕疵的「平凡人」，只是因應當時的局勢、環境與官僚體制而犯下暴行。凱利的結論與後來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出的「平凡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不謀而合。凱利更發出了令人不安的警告：「換作在美國，也可能出現許許多多的納粹。」這些強勢、缺乏良知的人，在我們國家中隨處可見，他們可能正坐在大辦公桌後決定著重大事務。
真相的迷霧與醫官的殞落
這份由兩人分別解讀的測驗紀錄，在戰後引發了巨大的爭議。當時世界頂尖的羅夏克測驗專家莫莉．哈洛維（Molly Harrower）取得這些資料後，決定進行一項「盲測」。她將納粹戰犯的墨漬測驗結果，與一般神職人員、精神病患的測驗結果混合在一起，並隱去所有身分標籤，送給世界各地的10位心理學專家進行分析。
結果令人震驚：專家們完全無法分辨出哪些是納粹戰犯、哪些是牧師！ 納粹戰犯被專家們評估為「中產階級的橫截面」或是「處於聚光燈下的優秀成年人」，而神職人員也被評為同樣的特質。這個結果暗示著，如果我們將邪惡視為一種可以輕易在心理測驗中被揪出的「病態」，我們可能大錯特錯了。正如學者莫莉所說，當年的社會急於將「邪惡」簡化為黑白分明的、可以在測驗中計分的元素，但事實遠比這更微妙。
這段凝視深淵的經歷，最終帶來了毀滅性的反噬。評論家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曾說：「任何花時間研究這些黑暗之地的人，都必須準備好承受極度不適的內在共鳴。」 精神科醫官凱利在離開紐倫堡的12年後，於1958年的元旦，在與妻子激烈爭吵後，當著家人的面走進書房，吞下一顆氰化鉀膠囊自殺，他選擇了與他當年所研究的對象戈林，一模一樣的死法。他的兒子後來隱晦地表示：「我想他可能知道自己正處在一列失控的火車上，他知道裡面有什麼，卻不知道如何讓它停下來。」 看見黑暗的人，如何能不成為黑暗的本身？這成了這段歷史中最令人心碎的註腳。
人性本惡，抑或環境使然？
讀完《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我不禁反思：納粹戰犯究竟是天生的大腦異常，還是受到環境驅使？ 作者丁斯戴爾並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非黑即白答案。他總結道，像萊伊和戈林這樣的人，並非單純的惡魔，而是「願景與惡意的複雜混合體」；而施特萊歇爾令人作嘔的行為反映的是嚴重的道德缺陷，而非精神疾病。
我們常常將希特勒與納粹戰犯「妖魔化」，把他們視為異類。但這種視角非常危險，因為它讓我們推卸了責任，讓我們以為「惡魔」與我們普通人無關。社會心理學的米爾格倫權威服從實驗（Milgram experiment）、金巴多的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一再證明，在特定的權力與情境下，普通人也可能做出令人髮指的惡行。
這本書提醒我們，真正的惡魔可能不是長著角的怪物，而是隱藏在你我心中的心魔。當社會環境提供了契機，當恐懼與冷漠讓我們選擇服從權威，平凡的邪惡就會降臨。
如果你也對犯罪心理學、歷史，或是對「人性黑暗面」感到好奇，這本由喬爾．丁斯戴爾撰寫的著作，絕對是你不可錯過的經典。誠摯推薦給方格子上的每一位讀者，讓我們一起直視歷史的深淵，並在其中尋找保持清醒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