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派翠西亞‧金戈里揭露高收入國家學者代寫論文的醜聞。
四年前，派翠西亞‧金戈里( Patricia Kingori)成為聯合王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最年輕的女性教授，也是最年輕的黑人教授。身為社會學家，他的研究著重於理解、探索與記錄健康、醫學與科學領域中不同形式的倫理和權力關係。他的最新研究計畫《影子學者(The Shadow Scholars)》是一部長達138分鐘的紀錄片，由埃洛伊斯‧金恩(Eloise King)執導，並由《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的導演史蒂夫‧麥奎因(Steve McQueen)擔任執行製片。該片調查了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隱密產業：代寫論文。金戈里追蹤了全球北方富裕工業化國家的學生如何將作業外包給內羅畢(Nairobi)的「影子學者(shadow scholars)」。據估計，約有4萬名受過高等教育但未充分就業的年輕人從事代寫工作，從大學論文、碩士論文到博士論文，他們往往每天要寫好幾篇，而且交稿時間非常緊迫。金戈里曾在肯亞攻讀博士學位，直到2007年政治動盪迫使他與家人離開。肯亞是這個全球市場的中心。調查顯示，超過70%的肯亞線上自由工作者從事「寫作與翻譯」工作，金戈里發現這其實是委婉地指撰寫論文。
這並非什麼新鮮事：2018年的一篇論文估計，全球至少七分之一的畢業生都曾使用過這類服務。[1] 聯合王國、愛爾蘭與澳大利亞政府，以及美國和印度的一些州政府，已經採取措施，禁止商業「論文工廠」的廣告宣傳。但儘管如此，需求仍在持續成長。金戈里的影片透過採訪代寫者本人來探討這個問題。
在紀錄片中，金戈里也談到了他個人被他人竊取作品成果的經歷。透過分享他的故事，他意識到肯亞的代筆現象只是「圍繞著思想價值、人的價值、知識來源、誰能進入某個領域、誰被排除在外等一系列更為龐大且系統性問題的冰山一角」。
您是如何走上學術道路的？
我青少年時期在倫敦(London)西部的單親家庭長大，小時候經常搬家，一直對世界的運作方式充滿好奇。我偶然接觸到社會學，並且深深愛上它，因為它能從平凡中發現非凡之處，如同鏡子一般映照出我們這個社會。
我在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完成大學學業並攻讀碩士學位。我的碩士學位是醫學社會學，研究社會因素如何影響健康與疾病。之後，我做了幾年研究助理，然後開始攻讀博士學位。
在攻讀博士學位即將結束時，我在一次會議上遇到牛津大學生物倫理中心(bioethics Ethox Centre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主任邁克‧帕克(Michael Parker)。當時我正準備離開學術界，但他給了我極大的支持，鼓勵我繼續留在學術界。
您是如何對肯亞的「影子學者」的工作產生興趣的？
2019年，我參加了牛津網路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的一次公開會議，該學院是一個跨學科部門，專門研究數位技術。會議的主題是iLabour專案，這項專案旨在研究人們如何利用網路工作。肯亞被列為「寫作與翻譯」的熱點地區，而這實際上是對假論文產業的委婉說法。我擁有肯亞背景，當時我正在研究造假與偽造──我對臨床試驗數據造假的研究，激發了我對更廣泛意義上的虛假資訊的興趣──因此我對此很感興趣。牛津網路研究所編制的線上勞動力指數(Online Labour Index)是一個經濟指標，其中包含大量數據，但很少提供數據背後的資訊。
讓這些「影子學者」接受訪問難嗎？
一點也不難。他們早就躍躍欲試了。他們希望世人知道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即便這些作品沒有署名。許多人表示，他們很樂意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用在真正的論文與文章中(這些通常是發表在知名機構)，即便署名是別人。難點不在於說服他們開口，而是決定要收錄哪些人的故事。
這份工作中你最大的驚喜是什麼？
權力如何讓某些人隱形，以及這種情況持續了多久。在研究過程中，我們聯繫了安妮‧曼努埃爾(Anne Manuel)，他才剛剛從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Somerville College)圖書館員的位子上退休。他回憶起派翠西亞‧奧特拉姆(Patricia Owtram)的口述歷史。奧特拉姆是1950年代薩默維爾學院的學生，如今已102歲。他的文學學士論文原於1959年完成，但當時卻以其導師的名義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直到2023年，薩默維爾學院終於將論文物歸原主，署上他的名字。影子學者一直存在：女性、移民，以及其他被主流學界排除在外的人。
令我驚訝的是，偏見如何影響人們的假設。如果你告訴別人班上有四分之一的學生使用了「影子學者」，幾乎所有人都會錯誤地猜測是誰作弊了。
我們能從這些「影子學者」身上學到什麼？
他們可以教我們很多關於如何應對壓力、截止日期與寫作瓶頸的知識──就像我們從運動心理學中汲取提升表現的經驗一樣。
我們可以從中了解誤解與偏見是如何塑造我們對專業知識的理解的。當人們真正接受代寫論文的存在時，他們會想像那些文章是由聯合王國或美國的失業學者撰寫的。他們無法想像，實際上是肯亞那些年輕有才華的非洲人，他們可能從未離開過祖國，卻擁有撰寫博士級論文的能力。他們的貢獻是真實存在的，但長期以來人們對知識產出的固有觀念卻使他們的貢獻幾乎被忽視。
你認為這反映了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高等教育的哪些現狀？
真正讓我感到驚訝的是，肯亞的作者們對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學生所表現出的同理心。我以為他們會說：「哦，那些懶惰的傢伙」，但實際上，他們覺得我們都被灌輸了同樣的破碎的社會契約：努力工作、努力學習，一切就都會屬於你。但這個夢想並沒有實現。
尤其是在美國──代寫論文業務的主要市場──學生們背負著巨額債務，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為了維持生計而四處奔波尋找實習機會。在肯亞，前往聯合王國與澳大利亞等地的簽證限制，加上低工資，使得人們難以出國，因此教育不再被視為通往美好未來的通行證。
打擊代寫論文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最大的障礙是人們的刻意無視──他們不願意承認這種現象的存在。論文代寫機構正是利用了學生們內心深處的不滿：他們為高等教育支付了高昂的費用，卻並非總能獲得他們期望的資源與支持。
如果你瀏覽那些論文代寫網站，你會發現它們列出的員工所在大學名單──沒有一所位於肯亞。然而，肯亞的寫手卻在替這些公司工作。這個行業掩蓋了非洲人才的規模與貢獻。寫手們知道，除非他們聲稱自己就職於美國或聯合王國的大學，否則根本接不到工作。
他們時不時會感到厭倦，奮起反抗，因為他們知道問題不在於自己不夠優秀，而在於世界不認同他們的能力。一位肯亞寫手告訴我，他明知自己不會被錄取，卻還是申請了美國常春藤盟校的職位，結果也不出所料地被拒絕。但收到拒信後，他回覆表示感謝，並補充道：「只是讓你知道，我為貴校寫過很多論文。」
那麼，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需要就這個行業存在的原因展開一些真正坦誠的對話。在美國的一些大學裡，一個班級可能有600名學生。在這種情況下，你又能提供怎樣的教育品質呢？在聯合王國，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是注重品質而非數量的教學典範──但這種教育方式成本高昂。沒有人願意縮減教育產業化進程；那意味著虧損。
我真心希望，在肯亞，那些以「影子學者」維生的年輕人能夠以真實的自己參與到教學工作。如果能讓他們擔任助教，那該有多棒啊！他們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如何才能讓他們的付出得到應有的認可呢？這需要突破常規的思考與巨大的變革，我不確定人們是否真的願意承擔這項責任。
這項工作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想，我真正想做的，是支持寫手們成立工會。他們正嘗試以類似線上內容審核員的方式組織起來，爭取一些基本權利，例如帶薪休假，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每年，我也會舉辦一個名為「四月造假日(April Fakes Day)」的活動，鼓勵人們思考「造假」在社會中的意義。今年[2025]，我將更加關注學術誠信與寫作。這已成為我畢生的事業。我的確還有其他計畫，但這個計畫似乎永無止境，因為它涉及的議題實在太大，且將持續存在。
《自然(Nature)》647：1074-1075 (2025)
DOI：10.1038/d41586-025-03399-5
[1] P‧M‧牛頓(Newton, P. M.)，《教育前線(Front. Educ.)》3：1-18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