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校事會議、親師問題方面，輿論似乎多傾向於老師端的角度，其實，正顯示家長端的弱勢，而媒體似乎比較少報導。例如，教師不願意溝通、迴避溝通，學校藩籬外的家長無法知道學校內發生的實際情況，最後只能採取檢舉的方式。
若要避免直接進入檢舉，必須建立有第三方在場的溝通機制，讓教師不能迴避溝通。又例如，單一家長若無制度上可用的保障，教師連結校內乃至官方人脈，不僅家長對教師無可奈何，甚至教師運用這些人脈的連結渲染下，再度對學童及家長造成傷害。因此，類似校事會議這種「最後的調查保障制度」不能廢除。又如，教師將聯絡簿等相關資料都收在教師那裡，甚至一開始就對特定對象蒐集資料、做資料，來為日後萬一有事時可自保，而爭議事件發生在學校，家長無法入校去調查，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依憑。因此，所謂家長沒有證據就檢舉，其實某一部分是因為根本無法取得證據。所以，制度設計不能要求資訊根本不對等的家長要充分舉證才能檢舉。況且，發生爭議事件時，子女在學校等同人質，如果沒有機制讓家長對爭議事件有立即有效的處理，無法很快停止傷害、釐清事實，則長時間下來既然不能改變現狀，循一般規定換班轉學又有眾多困難，會變成對學童及家長的長時間傷害。
概言之，現在教師的教學工作確實不易，但家長端所面臨的一些狀況也必須重視，制度對弱勢一方必須有所保障，如此在修訂制度時才能真正往更適合的方向修訂。不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衍生更多問題。
（曾刊於2026/2/1 國語日報教育版 大家談教育，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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