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社會形構、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
--評《台灣人四百年史》
長久以來，台灣史一直都是一個被忽略的研究領域,甚至是官方的禁忌之一，除了連橫的《台灣通史》之外，台灣一直沒有出現另外一本通史，直到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以下簡稱四百年史）在台灣民間社會開始流通，之所以要強調民間社會是因為，這本書到目前為止，對於台灣的官方而言，還是一本禁書。
連橫的《台灣通史》在方法上，以及架構上，還是不脫離中國傳統史學的範疇，史明的《四百年史》較為特別之處在於，他援用了一些近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觀念來整理和詮釋台灣史，雖然，我們很難將他在史學方法及史觀上予以定位，他到底是屬於中國或者西方的那一種史學方法或思想。但是,卻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在他歷史方法及史觀上的決定性地位，史明的《四百年史》因此特別側重在社會經濟史的分析，並且，將之視為是歷史發展的主軸；另外一方面，他也特別側重階級的分析，做為社會形構及社會批判的主要基礎。
史明的《四百年史》，一方面也受到
近代民族主義的影響，他提出了所謂「台
「灣民族」這個概念做為這本書的核心觀念
及基本關懷，藉由對於台灣社會的歷史性
分析，他企圖由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之不
同去論證一個「台灣民族」的存在，史明
的「台灣民族論」和彭明敏的「國民主權
「論」，在海外的台獨運動，曾經引起相當
大的論爭，這使得四百年史的史觀更富有
政治上的爭議性。
問題意識與價值關懷
史明在《四百年史》的漢文版序言中
便提到他撰寫本書的基本態度是1.站在台
灣人勞苦大眾的立場；2.以分析基層構造
即社會經濟為出發點，來觀察台灣社會各
階段的形成發展。3.根據史實(文獻、傳
說、佚聞等)； 4. 相當著重於陳述圍繞台
灣社會各時代的國際形勢與時代潮流，以
及外來統治者的國內情況及其殖民政策。
以這四項來闡述台灣民族的形成及發展過
程，也就是說，以這四個項目為基礎來尋
求台灣的民族力量的泉源，並喚醒台灣民
族意識，認清我們自己所負的使命。
在日文版的序言中，他解釋了《台灣
人四百年史》命名的源由，「這是因為筆
者想要站在四百年來從事開拓、建設台灣
而備受外來統治的台灣人的立場，來探索
『台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
識的形成過程，同時也希望透過台灣民族
發展的歷史過程，尋到一條我們一千萬台
灣同胞求生存所能遵循的途徑。
「但是，筆者所接觸到的史書與文獻，
毫無例外的，都是由外來統治者即荷蘭人、
日本人、中國人以及其他外國人所寫的，
而且，這些站在外來統治者的觀點所寫成
的史書，與幼時從父老所聽到的傳說或史
實相去甚遠，而令人茫然不知所以。」
「因為這樣，筆者即痛感有必要以台
灣人自己被殖民統治的立場來書寫台灣發
展的歷史，所以，不揣淺陋，放任自己的
熱情奔馳，才寫成這本《台灣人四百年史》。」
如此，史明在目前台灣的國家認同問
題產生對立的意識形態之時，其台獨的立
場清晰可見。在這樣的政治認同底下，自
然有一套對於台灣歷史的詮釋方式，像台
灣民族論的提出，問題在於這本書除了在
政治運動上理論與策略的意義之外，是否
有其學術上的貢獻和價值，這是我比較關
心的問題。
另外一點，他基於本身濃厚社會主義
的信仰，確立被統治者，或者說是被剝削
的勞苦大眾才是歷史中的主體，因此他特
別強調台灣的殖民地性格，殖民體制對於
台灣的社會形構產生的巨大影響，台灣被
殖民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近代化的過
程。也因此，他特別重視社會經濟史的分
析，把台灣放置到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去
了解台灣與西方資本主義接觸的過程，及
其變化，藉由此，他要論證台灣社會與中
國大陸社會在發展上，存在極大的差異性，
在這個歷史過程裡，已經產生了兩個不同
的社會形態，間接證明台灣民族的存在。
歷史方法
對於在這樣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政治運
動下產生的台灣史觀，要檢證它的科學性，
首要地，必須從他的方法著手。
史明的史學方法其實可以等同於是一
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分析，整個台灣社
會的變遷其實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
史明由唯物史觀所衍生的社會經濟史的取
向，可以與法國的年鑑學派(The Annales)
和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
理論作比較。正是台灣與西方資本主義接
觸的過程，使台灣比中國大陸提早近代化，
奠立了兩個社會不同的發展歷程，使得史
明可以論斷，台灣是一個殖民地社會或者
開拓者社會，而有別於仍處於封建官僚統
治的中國大陸社會。
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賀(F.
Braudel )，還有華勒斯坦都將資本主義的
發展視為掌握西方近代歷史發展的軸心。
然而，同樣是關心資本主義化的歷程，他
們的旨趣顯然與史明大不相同，因為他們
面對的是不同的歷史客體，一個是近代資
本主義發源地的歐洲，一個是位於東亞，
曾經不斷被殖民的台灣社會。對於前面兩
者而言，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發性的變遷，
對於史明而言，資本主義是一個強迫性的
變遷，是由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所隱含的
重商主義引發為帝國主義，而將資本主義
的生產體制強加於不同社會文化的地區或
國家，布賀岱與華勒斯坦所描述的西方近
代資本主義其實就是史明所謂圍繞台灣社
會的國際形勢與時代潮流。
然而，史明的分析方式其實沒有像前
兩者那樣的精細，史明對於殖民體制的分
析的確引用了相當多經驗資料來佐證，但
是由殖民體制所衍生的整個社會統治結構
及階級系統則失之於教條，這套階級分析
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史明在
書中經常運用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買
辦階級、小資產階級、工農階級等等這些
概念，卻從來沒有界定這些概念的實質意
涵。階級如果做為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它
在殖民地台灣是如何形成的呢？對於史明
來講，階級是一個無需反省的歷史分析概
念，這使得台灣的社會在各個歷史階段都
存在著統治者(資產階級、買辦階級、民
族資本家)和被統治者(小資產階級、工
農階級)，但是我們看不出他們的統治機
制有何不同。史明單從殖民地生產體制的
分析就論證了整個政治統治結構，未免過
於簡單，這使得我們對於存在於台灣各個
階段，殖民地政治統治結構的形成及其運
作模式，了解非常貧乏。
實質分析與批判
史明最重要的歷史理論是台灣民族論，
台灣民族論的提出，基本上是結合了歷史
唯物論與近代民族主義，它是一個政治的
意識形態，而其背後歷史方法則是古典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史明以生產方式做為社會形構的軸心，
以階級關係為歷史中唯一的支配關係，忽
略了國家做為殖民地統治機制的重要功能，
台灣的近代化過程除了日本以殖民地的商
品經濟來改造台灣的經濟結構之外，幣制
的統一、交通通訊網絡的建立，保甲與警
察制度以及近代化官僚體系的建立都是殖
民地能遂行經濟統制的重要機制。資本主
義的生產方式也必須透過國家的力量才能
建立，國家的被忽略使得史明在進行歷史
分析看不到國家本身的功能與國家與民間
社會的關係。因而，史明將台灣民族論的
歷史基礎放置在世界重商主義與殖民主義
的氛圍下，必然使他犯了經濟化約論的毛
病，如日本據台的末期，日本為了使台灣
成為其南進基地，而試圖將台灣日本化的
過程及皇民化運動對台灣民間社會控制的
功能；他也無法解釋國民政府做為一個外
來政權如何與本土的社會脈絡結合，以及
其由政權鞏固(regime-building)到國家鞏固(state-building)的過程。日據時期大租戶的廢除及土地清查，稅制的簡化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關係，強化了政治控制，一方面也促使了生產力的提昇，將台灣改造成近代化的社會。國民黨的土地改革也是國家對民間社會的改造，它一方面當然加強了其社會控制，達到政權鞏固的目的，然而，史明的分析方式其實沒有像前兩者那樣的精細，史明對於殖民體制的分析的確引用了相當多經驗資料來佐證，但一方面它卻也改變了不合理的土地剝削關係。歷史的複雜性在史明的史觀與方法下被過度地簡化了，這使得史明不僅無法對歷史達成較為嚴謹的解釋，做為政治反對運動的綱領或指導原則也缺乏對現實的分析能力，其結果可能只是使運動激進化，而無法達到政治改革的功效。
民族主義與近代國家的建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史明的台灣民族論明顯地也是為了台灣建國的目的。然而，國家的建立也有賴於社會本身的整合，史明基本上還是一種漢人史觀，忽略了原住民在台灣史中的地位，也沒有對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移民與政權之間的關係做區分，這使得史明的史觀不僅有教條左派的危險，也有濃厚的族群本位主義，在族群問題成為台灣社會形構的重要面向時，顯露出其意識形態。史明一方面以階級分析為其基本立場，一方面又期待台灣能建立近代國家，然而近代國家必然會面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與官僚體系的建立，史明何能澄清其國家觀呢？另外一方面，史明重視台灣人意識本身的發展過程，企圖從社會的形構去論證，然而，台灣社會結構與大陸的不同，無法去論證台灣自主意識的產生。意識不是由社會形構完全決定的，它涉及到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控制，相對也
涉及民間社會的文化抗爭，如果史明的方
法論是將歷史的變遷放到生產結構下來解
釋，他又如何說明人的自主意識的產生及
其與生產結構的關係。
結語
總之，史明是以馬克思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來進行社會分析，以其族群的意識形態來形塑台灣民族論，台灣人意識的建立似乎是史明的一個重要的目標，但是，在生產模式論與階級結構的分析下，我們看不到意識本身的自主性，即便有，它也等同於階級意識而變成階級結構的產物。問題在於台灣社會歷史形構中難道只有僵化的階級關係嗎？只有生產結構在決定一切的歷史變遷嗎？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力量顯然被忽略，政治結構與國家分析也顯得不足，這一切的根源在於史明不是以某種史學方法來進行歷史研究，而是由意識形態出發。
原載於中國論壇月刊號第11期
199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