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大敘事裡，痛苦被神聖化，無力被轉化為價值，被動承受被重寫為主動選擇，並生成一種道德優越感。
這種轉譯具有遮蔽性，掩蓋了權力結構與現實壓迫。而這種操作的功能，在於維持主體的自我一致性，同時避免直面權力失衡。
如印度某些修行者，透過忍受痛苦，將痛苦轉化為一種可見的符號，以證明修行的強度，並在社會—宗教場域中取得位置。這正是神聖化運作的具體形式。
另一個面向在於：人類幾乎無法長期承受「完全無意義的痛苦」。若缺乏敘事、象徵或價值框架，痛苦將直接導向虛無或崩潰。因此，痛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心理結構的穩定裝置。
宗教與道德對痛苦的神聖化，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欺騙，而是對主體結構性缺失的一種符號性管理。
因此，人類試圖逃離痛苦，卻又反覆回到痛苦之中。主體之所以回到讓自身受苦的位置，並非出於對痛苦本身的追逐，而是因為那裡同時連結著某種滿足的可能。
這種滿足並不屬於愉悅，而是一種黏著性的、過量的經驗。
主體在同一結構中呈現出兩個面向：一方面作為降低張力的調節機制，另一方面作為維持慾望運作的驅動機制。
因此，問題的核心不在於矛盾本身，而在於主體既無法被完全滿足，也無法退出其慾望結構。
宗教的神聖化、道德的正當化、苦行的儀式化，皆是此一結構的不同表面形式。
主體的慾望並非以痛苦為條件運作，而是以一種無法被填補的缺失為前提。痛苦，則是在主體試圖填補此一缺失時所產生的效應。
換言之，人並不是在追逐痛苦，而是在追逐一種不可能完成的滿足；而痛苦，正是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伴隨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