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看廣告買東西，向來有一種獨特的眼光。
記得升國小一年級的那年夏天，媽媽在報紙上看到一套動畫錄影帶的廣告，畫風可愛，標榜台語發音。她覺得這是可以讓我邊看卡通邊學台語的好機會，因為學會了就可以跟阿公阿媽聊天說話。幾天後，那一盒錄影帶就到家了，裡面有《熊貓家族》、《天空之城》、《龍貓》，還有《風之谷》，但是因為那時剛好是夏天，於是，媽媽選了聽起來最應景的那一片：《螢火輓歌》。 螢火蟲，聽起來多溫柔啊。
吃完晚飯，媽媽放了影片，叫我乖乖坐著看，她先去廚房洗碗。
影片就這樣開始了。
開頭是我沒見過的卡通畫風，一個骯髒又有氣無力的人躺在一個髒髒的車站大廳。
影片沒有字幕，但是台語旁白說了一句好像是什麼「我死了」之類的話。
但因為當時我聽不太懂台語，不很清楚它在說什麼，只能用力地繼續看下去。
好險過了怪異的開場後，影片來到閒散溫馨的家庭氛圍，直到空襲，直到我看到螢幕上出現躺在擔架上一個全身裹滿繃帶，繃帶縫隙滲著血水的女人。
當時的我不是很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但看到那一幕讓我心裡有一種空掉的感覺，身體有點想動卻動不了，只能呆呆地坐在那裡，心想：「這是怎麼了？媽媽碗洗完了嗎？可以一起來看電影嗎？」
不久之後媽媽來了，影片接著是失去母親的兩兄妹開始流離失所，空襲後的斷垣殘壁，糖果一顆一顆吃完，節子越來越小，越來越安靜，直到她不見了，直到清太倒下。媽媽皺著眉頭陪著我看完，而我看不是很懂，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夜，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所以，那就是死掉了嗎？
窗外還是夏夜的聲音，但沒有螢火蟲。
長大後我才知道，那部片日文原名《火垂るの墓》藏著殘酷的雙關。「火垂る」不只是螢火蟲，更是「垂落之火」，是 B-29 轟炸機投下的燃燒彈，在黑夜裡閃著微光落下，遠望如螢火蟲般淒美，落下的地方卻成了墳墓。 我媽當初看廣告時，當然不知道這些。她只看到畫風可愛，只想著我應該也喜歡。
但那天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太吃西瓜和糖果。電影裡有一段，清太回想戰前，游泳完媽媽叫他跟節子來吃西瓜的回憶。看起來溫馨，但我知道那個媽媽空襲後的樣子，所以紅紅的西瓜總讓我聯想到滲血的清太媽媽。而節子手裡常拿著的佐久間式水果糖罐，我們家當時也有幾罐，那天晚上之後，我也不吃了。因為每次看到那個罐子，就想到節子搖著它，從有聲音搖到沒有聲音，是一種搖來搖去，越來越沒有力氣的哀傷。
《螢火輓歌》讓我在童年時意外地第一次看見戰爭裡那種說不出口的殘酷：在烽火連天、朝不保夕的環境下，人為了活下去，不得不變成的樣子。是姑媽的冷漠，也是清太的偷竊與自私。在戰時，活著就是一場沒有選擇的奔跑，人只能奮力地跑，不知道終點在哪裡，也不知道跑到了算不算活下來。
幾年前，我們家在另一個夏日周末晚上，一起看了《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 同樣是二戰，同樣是日本，但這部動畫片從另一個角度呈現戰爭時的人性。主角北條鈴是廣島附近小鎮的普通女孩，嫁給了軍人，接下來的電影畫面就是她的日常：用配給的食材煮成一頓飯，空襲警報響了跑去防空洞，警報解除，走回廚房，繼續把飯煮完。
後來她失去了右手，失去了她疼愛的姪女晴美。她真心的想知道在戰火中活著：「到底好在哪裡，我真的是不知道到底好在哪裡。」
那個問題沒有答案。但她選擇好好地繼續過日子，繼續用剩下的那隻手找辦法。
卡繆說過：「在酷寒的冬日，我才終於發現，我身體裡有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我想鈴就是這樣的人。她不是英雄，而是一個在廢墟裡依然想辦法把飯煮完的人。在那個什麼都可能消失的時代，《螢火輓歌》呈現的是逼到牆角的消亡，《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說的是人在極限處境下，依然能守住一份安靜的韌性。
去年的夏天，我讀了台灣漫畫《蕉兵戰時記》。故事描述二戰末期，台北高校那些原本該執筆寫作的精英學生，被徵召到七星山挖壕溝。主角貓野昭火是台灣人，改了日本姓，在那個年代，這是一種生存方式。
貓野有一位富有文采的日本學長，犬山壽一。因為年長一歲，所以他提早被徵召入營，但最後死在南洋。臨行前，他曾對貓野說，要珍惜自己的天賦，好好發揮文采寫下去。故事結尾，從南洋送回的遺物裡，也帶回他留下的一句話：「目的雖有，卻無路可循；我們稱之為路的，無非是躊躇。」
那原本是一句關於才華與方向的勉勵。但戰爭來了之後，那些原本應該通往文學、藝術與理想的路，被戰火無情地截斷。往前，是生死未卜的戰場；回頭，是已經陌生的家鄉。在那樣的時代裡，人還能天真地相信理想嗎？諷詞的是，在戰爭的影響之下，所有的道路最終都縮減成了同一件事：躊躇。
但人並不是有意要徬徨。只是當明天本身都不確定時，連選擇，都變得沒有方向。
書裡有一頁是躲空襲的貓野。從空襲爆擊聲響起，到畫面轉為全黑，只剩下貓野蜷縮的身影。那個黑色的構圖，從有聲到無聲，瞬間將我拉回升小一的暑假，那個客廳，想起那個怔怔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媽媽洗完碗的自己。
三部作品，用微觀的方式敘說同一場戰爭，但給了我三種不同的重量：《螢火輓歌》是戰爭的殘酷，《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是生存的韌性，《蕉兵戰時記》是對命運的迷惘。但它們教會我的是同一件事——戰爭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人的一天，是一個家庭的一頓飯，是一個年輕人還沒來得及走完的路。
我想起巴布狄倫唱的：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答案在風裡飄，他說。從來沒有人真的接住過那個答案。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那個學長死在南洋，是泰山還是鴻毛？清太和節子被現實吞沒裡，是泰山還是鴻毛？那些在歷史課本裡被一行字帶過的人，是泰山還是鴻毛？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風還在，答案還在風裡飄，還沒有人接住。而我依舊記得那個夏末，廚房傳來洗碗的流水聲，螢幕上映著垂落的火雨，那是生命中最早、也最重的一場覺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