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GI）是「性別化的科技創新」的縮寫，由美國史丹佛科學史教授Londa Schiebinger於2005年提出，意旨「為了移除科技工程領域人員、文化、內容性別偏差而有的轉化作為」（註1，轉引p.48）。故第一步，便是透過性別分析指出性別偏差，才能進一步創新研發、移除偏差。
2009年，Schiebinger進行前期計畫，包含「導正數字」、「導正機構」與「導正知識」。該三階段分別呼應其早期著作《女性主義改變科學了嗎？》（1999）的探討，即在「女性參與」、「專業文化」與「知識內容」三個面向上，我們需要提升STEM領域的女性參與率（導正數字）、改善STEM領域使女性難以發聲、問不同問題的文化（導正機構），以及指出性別偏差的問題選擇、研究方法以及對結果的詮釋（導正知識）。總結上述，蔡麗玲在《性別化創新》（2020）整理了遞進的三個階段（註1，p.44）。
2011年，Schiebinger與歐盟合作，成果涵蓋各個領域，「性別化創新」成為國際趨勢，歐盟、加拿大、美國皆有相應的推動組織。台灣也在2015年上架中文版網站，內容包含台灣案例，如分析鄰里公園內的設施如何滿足不同性別年長者的需求、「行人地獄」缺乏性別與交織性面向，人行道配置存在地理不平等、從瓦斯零售業的性別隔離與刻板印象分析，到創新研發輕質、安全的複合瓶身，以回應瓦斯業的性別與年齡議題、「女性雄禿」如何受以男性為標準的常模影響，使患者錯失正確治療的機會。總的來說，「性別化創新」，聚焦在廣義的「科技創新」，涵蓋我們生活中各式各樣的使用物，並不限於醫療科技。
分別討論上圖不同階段，首先，蔡麗玲指出STEM領域的管漏現象，以及培育女性科技人才的重要性。管漏現象（Leaky Pipeline）指隨組織層級越高，女性佔比便越少的現象。蔡抓漏發現，台日韓與歐盟相比（2014），兩性在科技領域的學術參與趨勢在最早的短期高等教育便呈現男79.7%、女20.3%的差距，而同一階段歐盟為男66.0%、女34.0%，而到了最高等的學術層級，台日韓科技領域的女性佔比更降至7.1%。根據2026年台灣性別圖像統計，「男理工，女人文」的現象至今仍存在，且大專校院教師職級越高，女性占比越低，且有科系性別隔離的現象。蔡提出五個重要概念，協助教師發展具體教學策略（註1，p.35）。簡言之：（1）科學是有性別的，（2）其內容可能帶性別偏見。（3）如擬人、故事化的教學可能產生問題，（4）而成為性別歧視的幫兇，以及（5）教師應避免某種「男女大不同」的腦科學論述。
其次，是挑戰所謂的「科學中立」，且在指出科研領域裡的性別偏見時，提出女性與弱勢群體不同觀點的重要性。透過前面幾篇文章梳理，我們已看到培根在說明科學方法時，如何運用歧視性的兩性隱喻、Emily Martin如何揭示教科書裡卵精結合的性別腳本，或是實驗設計和結果如何反映性別偏見，如排除女性樣本的阿斯匹靈研究、男女腦二分的論述。在生物學領域，亦有Hrdy對單一公猩猩的「借種」新詮釋，以及90年代初科學家積極尋找「同志基因」如何反映異性戀中心。這些案例不僅反映科研提問者——一小群中產白男人——的世界觀預設，更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建立排擠其他群體的知識體系。這也是科研領域需要更多女性與其他族群參與的意義，不只是追求公平，亦是為了發展Harding所言之，包含更多政治、社會、經濟、種族立場的「強客觀」科學。在1996年一部加拿大電影中，邀請到四位女性科學家描述他們對科學研究的反省，發現他們更關心社區、環境與弱勢等非主流問題，而這些可能是更應該問的問題。
最後，來到女性主義如何改變科學與科技，蔡整理Schiebinger對「女性參與」、「專業文化」、「知識內容」三個面向的分析，銜接「性別化創新」的發展與女性主義的策略意涵。蔡認為，「問不同的問題」並非在主流領域中添加「另類」問題，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創新」，具有取代的效果。而面對反撲論述，「性別化創新」將過去批評轉為應用，有助於改善女性主義與科學領域的關係。
註
- 蔡麗玲（2020）。性別化創新。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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