娥蘇拉·勒瑰恩說過，彷彿世界上就只有作者本人在乎自己的作品好不好。編輯只在乎我們什麼時候交稿，讀者只在乎我們什麼時候出書；至於我們寫得好不好，最後只能看市場的銷量。如果只看市場銷量，梵谷就是有史以來最糟的畫家——他生前只賣出一幅畫。
問題在於：創作者很難在稿子完成、投出去之前就得到意見回饋。
你說可以跟人討論。但能找到聽眾嗎？不一定找得到。就算找得到，也有各種原因讓我們沒辦法從活人口中得到需要的答案：對方沒有興趣，對方不想得罪我們，或者對方累了。有一些研究工作是不適合告訴別人的，我們只能閉門造車，自己埋頭做；但閉門造車很難知道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
知識工作者不但需要靈感、創意，更重要的是需要有耐心不斷修改，讓工作迭代再迭代。等對方回應是非常大的時間成本。
現在我們有了大語言模型 LLM。LLM可以做到上面這些事，因為 LLM 生來的使命就是給使用者回饋。大語言模型最大的價值就是耐心。它比任何人都有耐心，可以不斷地閱讀我們產生的東西，不厭其煩地回應我們的要求。
而且它看得遠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多。愛看小說的人一生看幾本小說？做研究的人看過幾篇論文？AI看得多還是人類看得多？
舉一個例子。我在發展「敘事債」的概念，於是我問 Claude：這世界上難道沒有人講到敘事的債務嗎？結果發現有，2020、2025都有人直接使用Narrative Debt這個概念；希區考克所謂的「桌子下的炸彈」，或者「契訶夫之槍」，其實都是敘事債的變體。
另一個例子：我投語用學期刊被退稿，主編建議我跟當代文獻對話。傳統做法是全面回顧語用學，可能花好幾個月。我把論文和主編回信一起給 Claude 看，請它搜尋當代語用學的重大議題。它找出一個問題：中文的「面子」跟「臉」，到底有什麼差別？我才知道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屬於二戰遺留問題之一——1944年迄今。於是我從這個方向去探索，我的理論框架可以對當代語用學產生什麼影響。
這裡有一個關鍵區別：我並不是讓 LLM 幫我決定我要做什麼，而是我問 LLM 我可以做什麼，它列出選項之後，我深挖那些我有興趣的選項。我用大語言模型幫助我看到我還沒有了解的部分，讓我注意到以前沒注意到的事情，藉此深化我的知識工作。
這就是第零號讀者：在你的稿子出門之前，它比任何人都有耐心，也看得比任何人都多。而最後負責的，永遠是掛名發表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