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為你不夠好我們才沒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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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是愛情的殺手，不管是距離或是階級都是
Top 5
這本小說的靈魂，取樣自「林宛瑜」的那首同名歌。
人生從來不一定順遂，那些往事的點點滴滴，最終都會像滲入木桌的墨水，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們都會一直留在你心中，成為你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我一直在思考，愛情的消亡究竟是因為時間，還是因為我們本身。後來我才明白，我們曾經那樣
這本小說的靈魂，取樣自「林宛瑜」的那首同名歌。
人生從來不一定順遂，那些往事的點點滴滴，最終都會像滲入木桌的墨水，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們都會一直留在你心中，成為你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我一直在思考，愛情的消亡究竟是因為時間，還是因為我們本身。後來我才明白，我們曾經那樣
二○二二年的台中，夏日的午後常有一場毀滅性的雷陣雨。
雷聲滾過大肚山，震撼著南屯那些交錯的電線桿與老舊透天厝。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只是一場日常的陣雨；但對我而言，這場雨像是宇宙在為我們這段長達十年的「觀測」進行最後的洗滌。
這一年的我，二十七歲。我不再是那個在洛杉
二○二二年的台中，夏日的午後常有一場毀滅性的雷陣雨。
雷聲滾過大肚山，震撼著南屯那些交錯的電線桿與老舊透天厝。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只是一場日常的陣雨；但對我而言，這場雨像是宇宙在為我們這段長達十年的「觀測」進行最後的洗滌。
這一年的我，二十七歲。我不再是那個在洛杉
二○一九年的深秋，洛杉磯的風帶著一種草本乾枯後的燥熱，那是山火季節特有的焦灼感。
那是我在好萊塢工作的第三年。我開始習慣在深夜的片場抽著味道濃烈的煙，學會了在派對上用完美的加州口音與製片人談論分鏡，甚至學會了如何用微笑掩蓋徹夜失眠的倦容。然而，在那些浮華的背後，我與高宇翔之間，進入
二○一九年的深秋，洛杉磯的風帶著一種草本乾枯後的燥熱，那是山火季節特有的焦灼感。
那是我在好萊塢工作的第三年。我開始習慣在深夜的片場抽著味道濃烈的煙，學會了在派對上用完美的加州口音與製片人談論分鏡，甚至學會了如何用微笑掩蓋徹夜失眠的倦容。然而，在那些浮華的背後，我與高宇翔之間，進入
二○一八年的深冬，波士頓落下了那一年的第一場暴雪。
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的河面結了一層死寂的冰，灰濛濛的霧氣籠罩著麻省理工學院（MIT）那些如大理石紀念碑般冷峻的建築。高宇翔穿著一件在台北過季特賣會買的、顏色土氣且顯得臃腫的厚羽絨衣，提著兩隻磨損嚴重的舊行李箱，在
二○一八年的深冬，波士頓落下了那一年的第一場暴雪。
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的河面結了一層死寂的冰，灰濛濛的霧氣籠罩著麻省理工學院（MIT）那些如大理石紀念碑般冷峻的建築。高宇翔穿著一件在台北過季特賣會買的、顏色土氣且顯得臃腫的厚羽絨衣，提著兩隻磨損嚴重的舊行李箱，在
二○一五年的台北，雨水似乎從來沒有停過。公館街頭的柏油路總是泛著濕冷的光，映照著霓虹燈破碎的倒影，像極了高宇翔那段暗淡且支離破碎的生活。
這一年，高宇翔二十歲，就讀台大物理系大三。他在那間不到三坪、由頂樓加蓋改裝的小房間裡，貼滿了精確到分鐘的時程表。他將每一秒鐘都當作貨幣在計算：清
二○一五年的台北，雨水似乎從來沒有停過。公館街頭的柏油路總是泛著濕冷的光，映照著霓虹燈破碎的倒影，像極了高宇翔那段暗淡且支離破碎的生活。
這一年，高宇翔二十歲，就讀台大物理系大三。他在那間不到三坪、由頂樓加蓋改裝的小房間裡，貼滿了精確到分鐘的時程表。他將每一秒鐘都當作貨幣在計算：清
二○一三年的八月，台中的空氣厚重得像是一層化不開的蠟。那是我們留在南屯的最後一個夏天，也是我最後一次在黎明路的老家門口，看著高宇翔理成平頭的樣子。
他背著簡單的綠色大包前往成功嶺，眼神裡帶著一種近乎悲壯的決心。而兩週後，我則拖著三個巨大的行李箱，在家人與司機的簇擁下，獨自降落在洛杉
二○一三年的八月，台中的空氣厚重得像是一層化不開的蠟。那是我們留在南屯的最後一個夏天，也是我最後一次在黎明路的老家門口，看著高宇翔理成平頭的樣子。
他背著簡單的綠色大包前往成功嶺，眼神裡帶著一種近乎悲壯的決心。而兩週後，我則拖著三個巨大的行李箱，在家人與司機的簇擁下，獨自降落在洛杉
二○一二年的秋天，台中的風帶起了一股肅殺的氣息。那種風不像是夏天那樣帶著潮濕的熱浪，而是一種類似刀片的乾冷，刮在臉上，讓人清醒得有些發疼。
惠文高中的高三教學大樓，像是被隔離在世界之外的孤島。教室後方的黑板上，原本彩色的粉筆畫被紅色的「學測倒數」給取代。每個人的桌上都堆滿了厚重的參
二○一二年的秋天，台中的風帶起了一股肅殺的氣息。那種風不像是夏天那樣帶著潮濕的熱浪，而是一種類似刀片的乾冷，刮在臉上，讓人清醒得有些發疼。
惠文高中的高三教學大樓，像是被隔離在世界之外的孤島。教室後方的黑板上，原本彩色的粉筆畫被紅色的「學測倒數」給取代。每個人的桌上都堆滿了厚重的參
二○一一年的春末，台中的空氣裡開始滲透出一種悶熱的濕氣，那是梅雨季來臨前的預兆。
高二下學期，對於惠文高中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分水嶺。走廊上原本喧鬧的氣氛被一張張貼在教室後方的倒數計時表給取代。這一年，高宇翔在 7 班過得並不容易。他那種「放棄一中」的標籤，在剛入學時是光環，到了高二
二○一一年的春末，台中的空氣裡開始滲透出一種悶熱的濕氣，那是梅雨季來臨前的預兆。
高二下學期，對於惠文高中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分水嶺。走廊上原本喧鬧的氣氛被一張張貼在教室後方的倒數計時表給取代。這一年，高宇翔在 7 班過得並不容易。他那種「放棄一中」的標籤，在剛入學時是光環，到了高二
二○一○年的暑假，台中的太陽依舊毒辣，空氣凝滯得像是一池死水。
對大部分的高中生來說，暑假意味著睡到自然醒與無盡的網咖時光，但對高宇翔來說，那只是換了一個地方戰鬥。為了維持那份「不能輸」的優勢，他報名了台北頂尖補習班在台中開辦的數學奧林匹克培訓營。每天清晨，他依舊騎著那輛單車，從南
二○一○年的暑假，台中的太陽依舊毒辣，空氣凝滯得像是一池死水。
對大部分的高中生來說，暑假意味著睡到自然醒與無盡的網咖時光，但對高宇翔來說，那只是換了一個地方戰鬥。為了維持那份「不能輸」的優勢，他報名了台北頂尖補習班在台中開辦的數學奧林匹克培訓營。每天清晨，他依舊騎著那輛單車，從南
二○一○年的九月，惠文高中的校園被開學的氣息填滿。新的制服、新的課本，還有那枚鑲在書包上的校徽，都在台中熾熱的陽光下閃閃發亮。
開學第一天，我們在布告欄前擠著看編班名單。高宇翔的手指飛快地劃過那一排排名字，最後停在了最左邊與最右邊的兩個極端——他在 7 班，而我在 1 班。
二○一○年的九月，惠文高中的校園被開學的氣息填滿。新的制服、新的課本，還有那枚鑲在書包上的校徽，都在台中熾熱的陽光下閃閃發亮。
開學第一天，我們在布告欄前擠著看編班名單。高宇翔的手指飛快地劃過那一排排名字，最後停在了最左邊與最右邊的兩個極端——他在 7 班，而我在 1 班。
二○一○年的台中，空氣裡總是帶著一種化不開的濕熱。
那種熱，不像台北帶著悶壓的重量，台中的熱是明亮的，卻也曬得人有些恍惚。國三最後一次模擬考成績公布的那天，惠文路上的風很大，吹起校園圍牆邊枯黃的落葉。教室裡的吊扇嘎吱嘎吱地轉著，規律而單調的聲響，像是這場青春大戲背景裡的節拍器。
二○一○年的台中，空氣裡總是帶著一種化不開的濕熱。
那種熱，不像台北帶著悶壓的重量，台中的熱是明亮的，卻也曬得人有些恍惚。國三最後一次模擬考成績公布的那天，惠文路上的風很大，吹起校園圍牆邊枯黃的落葉。教室裡的吊扇嘎吱嘎吱地轉著，規律而單調的聲響，像是這場青春大戲背景裡的節拍器。
2010 年，那是個有些悶熱的五月。
空氣中瀰漫著蟬鳴與柏油路被曬出的焦濁味，那是我記憶裡關於那個夏天的開端。在那段燥熱不安的日子裡，我們曾並肩走在台中的街道上，許下了最青澀也最堅定的約定：我們說好了，要一起上惠文高中。
那年，我們如願一起考進了。
2010 年，那是個有些悶熱的五月。
空氣中瀰漫著蟬鳴與柏油路被曬出的焦濁味，那是我記憶裡關於那個夏天的開端。在那段燥熱不安的日子裡，我們曾並肩走在台中的街道上，許下了最青澀也最堅定的約定：我們說好了，要一起上惠文高中。
那年，我們如願一起考進了。
Top 5
這本小說的靈魂，取樣自「林宛瑜」的那首同名歌。
人生從來不一定順遂，那些往事的點點滴滴，最終都會像滲入木桌的墨水，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們都會一直留在你心中，成為你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我一直在思考，愛情的消亡究竟是因為時間，還是因為我們本身。後來我才明白，我們曾經那樣
這本小說的靈魂，取樣自「林宛瑜」的那首同名歌。
人生從來不一定順遂，那些往事的點點滴滴，最終都會像滲入木桌的墨水，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們都會一直留在你心中，成為你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我一直在思考，愛情的消亡究竟是因為時間，還是因為我們本身。後來我才明白，我們曾經那樣
二○二二年的台中，夏日的午後常有一場毀滅性的雷陣雨。
雷聲滾過大肚山，震撼著南屯那些交錯的電線桿與老舊透天厝。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只是一場日常的陣雨；但對我而言，這場雨像是宇宙在為我們這段長達十年的「觀測」進行最後的洗滌。
這一年的我，二十七歲。我不再是那個在洛杉
二○二二年的台中，夏日的午後常有一場毀滅性的雷陣雨。
雷聲滾過大肚山，震撼著南屯那些交錯的電線桿與老舊透天厝。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只是一場日常的陣雨；但對我而言，這場雨像是宇宙在為我們這段長達十年的「觀測」進行最後的洗滌。
這一年的我，二十七歲。我不再是那個在洛杉
二○一九年的深秋，洛杉磯的風帶著一種草本乾枯後的燥熱，那是山火季節特有的焦灼感。
那是我在好萊塢工作的第三年。我開始習慣在深夜的片場抽著味道濃烈的煙，學會了在派對上用完美的加州口音與製片人談論分鏡，甚至學會了如何用微笑掩蓋徹夜失眠的倦容。然而，在那些浮華的背後，我與高宇翔之間，進入
二○一九年的深秋，洛杉磯的風帶著一種草本乾枯後的燥熱，那是山火季節特有的焦灼感。
那是我在好萊塢工作的第三年。我開始習慣在深夜的片場抽著味道濃烈的煙，學會了在派對上用完美的加州口音與製片人談論分鏡，甚至學會了如何用微笑掩蓋徹夜失眠的倦容。然而，在那些浮華的背後，我與高宇翔之間，進入
二○一八年的深冬，波士頓落下了那一年的第一場暴雪。
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的河面結了一層死寂的冰，灰濛濛的霧氣籠罩著麻省理工學院（MIT）那些如大理石紀念碑般冷峻的建築。高宇翔穿著一件在台北過季特賣會買的、顏色土氣且顯得臃腫的厚羽絨衣，提著兩隻磨損嚴重的舊行李箱，在
二○一八年的深冬，波士頓落下了那一年的第一場暴雪。
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的河面結了一層死寂的冰，灰濛濛的霧氣籠罩著麻省理工學院（MIT）那些如大理石紀念碑般冷峻的建築。高宇翔穿著一件在台北過季特賣會買的、顏色土氣且顯得臃腫的厚羽絨衣，提著兩隻磨損嚴重的舊行李箱，在
二○一五年的台北，雨水似乎從來沒有停過。公館街頭的柏油路總是泛著濕冷的光，映照著霓虹燈破碎的倒影，像極了高宇翔那段暗淡且支離破碎的生活。
這一年，高宇翔二十歲，就讀台大物理系大三。他在那間不到三坪、由頂樓加蓋改裝的小房間裡，貼滿了精確到分鐘的時程表。他將每一秒鐘都當作貨幣在計算：清
二○一五年的台北，雨水似乎從來沒有停過。公館街頭的柏油路總是泛著濕冷的光，映照著霓虹燈破碎的倒影，像極了高宇翔那段暗淡且支離破碎的生活。
這一年，高宇翔二十歲，就讀台大物理系大三。他在那間不到三坪、由頂樓加蓋改裝的小房間裡，貼滿了精確到分鐘的時程表。他將每一秒鐘都當作貨幣在計算：清
二○一三年的八月，台中的空氣厚重得像是一層化不開的蠟。那是我們留在南屯的最後一個夏天，也是我最後一次在黎明路的老家門口，看著高宇翔理成平頭的樣子。
他背著簡單的綠色大包前往成功嶺，眼神裡帶著一種近乎悲壯的決心。而兩週後，我則拖著三個巨大的行李箱，在家人與司機的簇擁下，獨自降落在洛杉
二○一三年的八月，台中的空氣厚重得像是一層化不開的蠟。那是我們留在南屯的最後一個夏天，也是我最後一次在黎明路的老家門口，看著高宇翔理成平頭的樣子。
他背著簡單的綠色大包前往成功嶺，眼神裡帶著一種近乎悲壯的決心。而兩週後，我則拖著三個巨大的行李箱，在家人與司機的簇擁下，獨自降落在洛杉
二○一二年的秋天，台中的風帶起了一股肅殺的氣息。那種風不像是夏天那樣帶著潮濕的熱浪，而是一種類似刀片的乾冷，刮在臉上，讓人清醒得有些發疼。
惠文高中的高三教學大樓，像是被隔離在世界之外的孤島。教室後方的黑板上，原本彩色的粉筆畫被紅色的「學測倒數」給取代。每個人的桌上都堆滿了厚重的參
二○一二年的秋天，台中的風帶起了一股肅殺的氣息。那種風不像是夏天那樣帶著潮濕的熱浪，而是一種類似刀片的乾冷，刮在臉上，讓人清醒得有些發疼。
惠文高中的高三教學大樓，像是被隔離在世界之外的孤島。教室後方的黑板上，原本彩色的粉筆畫被紅色的「學測倒數」給取代。每個人的桌上都堆滿了厚重的參
二○一一年的春末，台中的空氣裡開始滲透出一種悶熱的濕氣，那是梅雨季來臨前的預兆。
高二下學期，對於惠文高中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分水嶺。走廊上原本喧鬧的氣氛被一張張貼在教室後方的倒數計時表給取代。這一年，高宇翔在 7 班過得並不容易。他那種「放棄一中」的標籤，在剛入學時是光環，到了高二
二○一一年的春末，台中的空氣裡開始滲透出一種悶熱的濕氣，那是梅雨季來臨前的預兆。
高二下學期，對於惠文高中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分水嶺。走廊上原本喧鬧的氣氛被一張張貼在教室後方的倒數計時表給取代。這一年，高宇翔在 7 班過得並不容易。他那種「放棄一中」的標籤，在剛入學時是光環，到了高二
二○一○年的暑假，台中的太陽依舊毒辣，空氣凝滯得像是一池死水。
對大部分的高中生來說，暑假意味著睡到自然醒與無盡的網咖時光，但對高宇翔來說，那只是換了一個地方戰鬥。為了維持那份「不能輸」的優勢，他報名了台北頂尖補習班在台中開辦的數學奧林匹克培訓營。每天清晨，他依舊騎著那輛單車，從南
二○一○年的暑假，台中的太陽依舊毒辣，空氣凝滯得像是一池死水。
對大部分的高中生來說，暑假意味著睡到自然醒與無盡的網咖時光，但對高宇翔來說，那只是換了一個地方戰鬥。為了維持那份「不能輸」的優勢，他報名了台北頂尖補習班在台中開辦的數學奧林匹克培訓營。每天清晨，他依舊騎著那輛單車，從南
二○一○年的九月，惠文高中的校園被開學的氣息填滿。新的制服、新的課本，還有那枚鑲在書包上的校徽，都在台中熾熱的陽光下閃閃發亮。
開學第一天，我們在布告欄前擠著看編班名單。高宇翔的手指飛快地劃過那一排排名字，最後停在了最左邊與最右邊的兩個極端——他在 7 班，而我在 1 班。
二○一○年的九月，惠文高中的校園被開學的氣息填滿。新的制服、新的課本，還有那枚鑲在書包上的校徽，都在台中熾熱的陽光下閃閃發亮。
開學第一天，我們在布告欄前擠著看編班名單。高宇翔的手指飛快地劃過那一排排名字，最後停在了最左邊與最右邊的兩個極端——他在 7 班，而我在 1 班。
二○一○年的台中，空氣裡總是帶著一種化不開的濕熱。
那種熱，不像台北帶著悶壓的重量，台中的熱是明亮的，卻也曬得人有些恍惚。國三最後一次模擬考成績公布的那天，惠文路上的風很大，吹起校園圍牆邊枯黃的落葉。教室裡的吊扇嘎吱嘎吱地轉著，規律而單調的聲響，像是這場青春大戲背景裡的節拍器。
二○一○年的台中，空氣裡總是帶著一種化不開的濕熱。
那種熱，不像台北帶著悶壓的重量，台中的熱是明亮的，卻也曬得人有些恍惚。國三最後一次模擬考成績公布的那天，惠文路上的風很大，吹起校園圍牆邊枯黃的落葉。教室裡的吊扇嘎吱嘎吱地轉著，規律而單調的聲響，像是這場青春大戲背景裡的節拍器。
2010 年，那是個有些悶熱的五月。
空氣中瀰漫著蟬鳴與柏油路被曬出的焦濁味，那是我記憶裡關於那個夏天的開端。在那段燥熱不安的日子裡，我們曾並肩走在台中的街道上，許下了最青澀也最堅定的約定：我們說好了，要一起上惠文高中。
那年，我們如願一起考進了。
2010 年，那是個有些悶熱的五月。
空氣中瀰漫著蟬鳴與柏油路被曬出的焦濁味，那是我記憶裡關於那個夏天的開端。在那段燥熱不安的日子裡，我們曾並肩走在台中的街道上，許下了最青澀也最堅定的約定：我們說好了，要一起上惠文高中。
那年，我們如願一起考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