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並不是一瞬間的來臨，而是長久壓力下的沉默累積。那一天，我終於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心跳和呼吸，整個世界彷彿在旋轉，恐懼如潮水般洶湧而來。這場爆發，不只是情緒的崩潰，更是多年內心壓力無聲的反撲。
恐慌的開關意外被打開
畢業後，我曾一度以為自己已經沒事了。
經濟獨立的自由、初戀的甜蜜，像一個溫柔的泡泡，將我與過往的焦慮隔絕開來。我天真地以為，只要日子夠幸福，內心的猛獸就會永遠沉睡。
直到2016年的那個春節，一場天搖地動，不僅震碎了南台灣的街景，也震碎了我脆弱的幻象。原來，恐慌的開關一直都在，只是在等待一個被按下的瞬間。大地停止搖晃後，我的世界卻開始崩塌。那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一次地震經歷。睡夢中被劇烈搖醒，看著不再是直角的牆面與被甩的高高的吊扇，腦中只剩一個念頭：「房子要塌了。」
噩夢纏身的日子
年假過後，我回到北部的21樓宿舍，那場地震的餘波，才真正開始在我心裡發酵。地震過後的一個月，房屋倒塌、親人離散的噩夢在夜裡輪番上演；白天，我的心跳不斷加速，我無法專於手上的工作、亦無法享受我的生活。上網查資料發現自己很像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然而，要承認自己「需要協助」，甚至比經歷一場地震還需要勇氣。
我寧可走進飄著藥草香的中醫診所，也不願再次踏入身心科。我尷尬地對著滿臉困惑的中醫師，解釋著自己「不想吃西藥」的固執。那幾包深褐色的藥粉，終究沒能安撫我瀕臨崩潰的神經。當失眠與食慾不振變本加厲地襲來，一個清晰的念頭浮現：「再這樣下去，我會死掉。」
那一刻，對死亡的恐懼，終於戰勝了對標籤的害怕。
在巴哈的樂聲中卸下心防
五年後，我又一次坐在身心科的候診室，身旁是當時的男友，心裡卻比五年前更加惶恐。「我真的變成『不正常的人』了嗎？」這個問題，在腦中盤旋不去。
終於輪到我進診間，一位白髮溫文的老醫師親切地邀請我坐下，慢慢說出自己的困擾。也許是診間播放著巴哈的交響樂，也許是醫師溫和不帶評價的態度，讓我卸下心防，訴說過去一個月以來的情緒與掙扎。醫生沒有急著下診斷，只是說：「每個人都會遇到難以處理的壓力，藥物有時候是一個必要的協助。」那句話，像一句溫柔的赦免，允許我終於可以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他建議我開始服用兩週的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ceptor inhibitors；SSRI）和短期抗焦慮藥，並提醒這並非永遠要吃，只是先讓大腦恢復穩定。
他還告訴我：「可以嘗試吃幾顆無調味堅果，細細咀嚼，感受味道與口感，這是觀照自己的一種方式。」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正是正念療法的一部分。
開始規律服藥的生活
醫師叮嚀我要「規律服藥」，並約定兩週後回診調整劑量。他說，通常療程需約三個月才能較穩定。我也告訴自己，這次要真正堅持看看，或許能從此擺脫這種反覆折磨人的焦慮感。
服藥初期，並沒有立刻明顯的改善，查閱資料後才知道 SSRIs 通常需兩週才會見效。幸好短效的抗焦慮藥幫助我入睡，白天也比較能專心工作。
兩週後回診，我覺得自己的症狀已有改善，便迫不及待問醫生：「我還要吃多久？可以停了嗎？」其實心裡怕的不是副作用，而是對藥物的「依賴」。醫師語重心長地說：「不可以因為感覺好了就停藥，血清素恢復穩定需要一些時間。」
於是我就這樣吃了三個月的藥物。在藥物穩定血清素的幾個月裡，我發現了另一個自己—一個開朗、樂觀、能輕鬆與人交談的自己。我不再過度在意他人眼光，內心前所未有的平靜。那是我二十多年來，從未體驗過的輕盈與自在。
心靈感冒了，為什麼不能看醫生？
這次服藥的經歷，讓當時的我稍稍改變對精神疾病的看法。當心理狀態已經嚴重影響生活品質時，千萬別再逞強，該求助就求助，該服藥就服藥！我們從不質疑高血壓患者為何需要服用降血壓藥，那為何當影響大腦的化學物質失衡時，我們卻要苛責自己「不夠堅強」呢？
東方社會對心理疾病的污名依舊存在，只要談到情緒困擾或精神科，就容易被貼上標籤，甚至被疏遠。事實上，多數人的困擾只是「精神官能症」，也就是情緒調節失衡，不等同於「精神失常」。而即便是真正的精神疾病，只要穩定服藥，也能像一般人一樣正常生活。
身體生病時會吃藥，大腦失衡當然也需要協助。千萬別以偏見看待身心科的治療，因為那或許正是許多人重獲自由與平靜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