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剛從貓空下來。台北在下小雨，纜車窗戶上一層薄霧，什麼都看不太清。
貓空是台北山區的一個觀光景點，很適合健行，並以包種茶和雞湯著名。
當我說到自己剛從貓空下來，好像我很享受似的。其實我不想爬山。我不喜歡爬山，我也不怎麼喜歡台北。
從大學、碩士、博士、到服兵役，我在這座城市待了十幾年，熟悉到可以閉著眼從公館走到師大夜市，但熟悉跟愛從來不是一回事。
但人有時候就是在不想走的路上，才會看見一些東西。
比如那個女孩糾結的是致謝辭，我卻連致謝辭都不想寫。
我的博士論文快寫完了。說實話，寫完那一刻對我來說就是解脫，跟什麼知識的結晶、學術的里程碑沒有半點關係。這個學位能幫我在教育和諮商的工作中多一個頭銜，能幫我賺到錢。除此之外，我對它沒有太多感情。
致謝辭就更是了。我曾經送過別人我寫的書，扉頁上認認真真寫了贈言。後來有一天在孔夫子舊書網上看到那本書被掛出來賣，因為有贈言，我一眼就認出是送給誰的。
我並不生氣。把不讀的書拿去二手市場流通，是合理的事。但那一刻我很清楚地意識到，所謂「意義」，從來都只屬於賦予它的那個人。你把心意寫進一本書裡，但那本書可以被賣掉、被遺忘、被墊桌腳。心意還在不在？在的。但它只在你自己那裡。
那個女孩怕的是分手之後，致謝辭裡那個名字變得尷尬。
但尷尬是最不需要害怕的東西，比尷尬更殘酷的事情多了。比如，那些文字可能根本不會被任何人翻開第二次。
所以寫不寫，其實都無所謂。
但如果你問我建議，我會說：寫！
不是因為那個人值得，而是因為那個瞬間的你是真實的。記錄真實這件事，值得。
高三那年暑假，我參加了聯合文學的寫作營。
營隊裡有個學員，瘋狂地給我推薦簡媜。他是真的熱愛文學，眼睛會發光的那種。但我不是。
我想當作家，卻不怎麼讀得下文學性太強的東西，我的閱讀是漫畫、推理小說、武俠。他推薦了半天，看我始終不為所動，最後在營隊結束前一天，自掏腰包買了一本簡媜的《紅嬰仔》塞給我。
那是我第一次讀簡媜，也是最後一次。
書是好書，但我沒有被感動。我對簡媜的全部印象只有兩件事：
一是這個營隊裡的人把書塞進我手裡的那個畫面；
二是後來駱以軍在課堂上講的一個八卦——簡媜是立場極強的女性主義者，結果某次旅行認識一個男人，閃電結婚，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紅嬰仔》寫的是她成為母親後的心境。一個以強悍著稱的人，寫了一本最柔軟的書。
這件事我記了很多年，不是因為簡媜，而是我總是在思考關於「人是什麼」的問題：一個人到底有多少個版本的自己？那些不同版本之間，是斷裂的，還是連續的？
做諮商的時間長了，我發現一件事：來訪者心理困境的嚴重程度，和他們體驗時間的方式之間，存在一種近乎精確的對應關係。
困境越深的人，時間越不流動。
有些人停在過去。一段失敗的關係、一次羞辱性的經歷、一個再也回不去的下午，他們反覆講述、反覆回放，好像生命在那個節點凝固了，之後的十年二十年都只是餘震。
有些人則相反，完全活在一個不存在的未來裡，他們總是「在等」：「等升職了就好了」、「等論文寫完就好了」、「等孩子大了就好了……」
還有些人，拼命想抹殺過去，不承認自己愛過誰、輸給過誰、為誰在深夜哭到缺氧，彷彿只要否認了那段經歷，自己就不曾那麼脆弱。
三種方向背後都出於同一個本源，他們的時間之流斷了。
海德格爾說人的存在本質上是時間性的，我們不是活在一個個切片裡，而是活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交織的連續之流中。
這話在哲學課堂上聽起來很抽象，但在諮商室裡極其具體。一個人的生命之流斷裂的時候，你幾乎可以在他的眼神裡看到那條裂縫。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完整，邏輯都通順，但你就是感覺到那裡面有一段是空的，是拼接上去的，不是自然流過來的。
我之所以能辨認這種斷裂，是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歷過。
我人生的第一本書叫《孤獨白》，一本哲學小說。那時候我很年輕，爭取到了一筆私人贊助，覺得自己終於可以證明些什麼了。
書寫完了，不受青睞。資助我的人帶著她的「男性友人」來見我，她沒怎麼說話，那個男人替她開了口，大意是說我寫的東西爛透了，以後不要再出現在他們面前。
我當時很憤怒，但我忍住了。我跟贊助者道了謝，說我會繼續努力。我說這不是結束，我會證明自己的價值。
然後我就真的去證明了。
我像瘋了一樣地寫。參加比賽、投稿、跟出版社簽約寫少年小說，最密集的時候一個月一本，兩年寫了十四本。
有一個晚上，我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博士班研究室趕比賽的稿子，本來打算寫到九十點回家，結果停不下來，一口氣寫到天亮，寫完直接趴在桌上睡著了。
那幾年我以為自己在往前走，在累積，在變強。但現在回頭看，我知道自己其實哪裡也沒去。我只是在原地跑，跑得很快、很賣力，但腳下的地面一直是同一塊。
我停在了被那個男人否定的那一刻，之後所有的寫作、所有的勤奮、所有的「我要證明自己」，都只是在反覆回應那一個下午。
時間沒有在流。我以為自己活了好幾年，其實只活了一個瞬間的無數次回放。
後來我是怎麼走出來的？
我做了一件很簡單，又很困難的事：「投降。」
不是放棄，是投降。
我終於承認了自己能力的有限，承認那時候的我能做到的最好就是那個樣子：一個青澀的作者，只知道埋頭寫，不懂田野調研，不懂市場，不懂太多和寫作有關但同樣重要的東西。
當年的我，懷抱那麼多不懂事的幻想，會失敗，太正常了。
但我的堅持——那些通宵的夜晚、那十四本拼了命寫出來的書、那些明知道可能石沉大海還是投出去的稿件——我想我該為此給自己鼓一次掌。
我盡力了，可以了。
承認失敗，不是清算過去，而是把失敗吸納進自己的一部分。當我不再需要跟那個下午較勁，那個下午才終於變成了「過去」。
那段日子不是被抹掉了，而是終於被允許待在它該在的位置上。
於是，我的時間之流重新接續起來，它又開始流動了。
我又完整了。
我一直覺得，「感受自己」和「跟自己對話」是兩件事，兩件事都重要，但方向不同。
感受自己，是讓內心的東西流動。你不分析它、不命名它，只是讓那些情緒和念頭經過你，像風穿過樹林。
跟自己對話，是一種探索。你把模糊的感受翻譯成語言，在這個翻譯的過程中，開始看見一些原本看不清的東西。
寫作兩者兼備。坐下來寫的時候，你既在感受，又在對話。內心的河流在流動，而你同時在為它命名、為它鋪設河道。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寫完一篇東西之後，心裡會感到輕鬆。不是因為問題被解決了，而是因為時間重新流動了。那些堵在心裡的東西，在寫作中被放回了時間的河流，它不再是堵在那兒的石頭，而是隨水流前行的一片葉子。
所以致謝辭要不要寫男朋友的名字，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來不取決於你們會不會分手。它取決於你願不願意讓此刻的自己是真實的。
電影《廊橋遺夢》裡的弗朗西絲卡，在生命的盡頭向兒女坦白，她真正深愛過的人不是他們的父親，而是一個只見過幾天的攝影師。道德層面的事可以討論很久，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她始終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她早就對自己坦白了。
存在心理學說的「活出真我」，指的不是「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也不是「別人怎麼看我」。它指向的是一個樸素的大哉問：「我是否清楚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比如我，我是一個在台北待了十幾年卻不怎麼愛它的人。
我是一個曾經被人當面說「你寫的東西爛透了」，然後花了好幾年才從那句話裡走出來的人。
我是一個寫過博士論文、覺得致謝辭是狗屁、但還是會認真寫的人。
這些都是我。有些不體面，但真實。而真實這件事本身，大概就是我們能給自己最好的致謝。
從貓空下來的時候雨停了。纜車經過動物園上方，可以看到一小片空地，什麼也沒有。
我沒有頓悟，沒有被治愈，也沒有覺得人生突然有了意義。我只是走了一條不想走的路，然後下山了。
但在想，也許寫作就是這樣一件事。寫作不是等到你有話想說才寫，而是在你什麼都不想說的時候，還是坐下來，寫。然後在寫的過程中，時間重新開始流。
不必事事求全。
終究，走過的，無一不算數。
- 作者：高浩容。哲學博士、台灣哲學諮商學會監事。著有《小腦袋裝的大哲學》、《心靈馴獸師》等書。課程、講座或其他合作邀約，請來信詳談：[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