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黃羿文、黃羿潔、吳佩珍、高子恩
撰稿：黃羿潔、黃羿文
文字整理：吳佩珍、高子恩
《月亮上的業餘者》以近乎消失的9.5毫米膠卷為起點，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勾勒出1930年代的業餘影像文化。本片圍繞著吉川速男這位曾留下大量書寫、積極推廣百代寶貝，卻幾近被遺忘的業餘者，透過模擬他的第一人稱敘事，從個人視角折射出更宏觀的歷史變動。
導演林君昵與黃邦銓分享，9.5 毫米與其他規格膠卷之間的差異，並不只在於技術層面，更連動著當時的文化條件、物質限制，甚至政治背景；而「影像如何被生產」這件事本身，就帶有鮮明的時代痕跡。在影像生產變得快速且低成本的今日，《月亮上的業餘者》像是回過頭提問：當影像變得唾手可得，「業餘」還意味著什麼？
（圖／《月亮上的業餘者》電影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Ｑ：請問兩位導演如何分工，在創作上分別擔任什麼角色？
黃邦銓（以下簡稱黃）：我們幾乎所有工作都是共同完成，很難定義明確的「分工」，但法文相關資料會是我處理，君昵則是負責日文的部分。
林君昵（以下簡稱林）：雖然我們有各自的語言專長，但都會向對方分享各自讀的文獻，我們的工作模式其實滿像一場「接龍」，尤其是剪接，我們會輪流進行，像是透過剪接互相補充想法。
Q：片頭提及 9.5 mm 膠卷近乎「消失」，談談您們如何蒐集膠卷、入手放映機以及沖洗膠卷？
林：我們大概從4、5年前在研究鄧南光一批1930年代的小規格家庭電影膠卷時，就知道9.5 毫米這個規格即將要絕跡了，這次《月亮上的業餘者》是高雄電影節的製作案，確立主題要做9.5 毫米後，一開始我們其實想自己買打洞機，把16 毫米膠卷改成 9.5 毫米，準備開始執行時，邦銓導演意外在網路上發現一個西班牙人，正在整理老舊的9.5毫米放映機設備，我們立刻與他聯繫，由於語言不通，是用google翻譯加上視訊比手畫腳，最終才讓他賣給我們一台狀況很好的放映機。他還介紹了一位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仍擁有9.5毫米打洞技術的法國人給我們，那位法國先生幫我們將一批膠卷打成9.5 毫米的規格，我們得以正式開拍。
黃：基本上沒有任何9.5毫米的沖洗設備被留下來，所以我們自己用 DIY 的方式，用塑膠墊片墊出 9.5 寬度，再把膠卷沖洗出來，而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版本，還是我們特地送去大阪的 IMAGICA做數位掃描的。因為所有東西都沒有了，我們也是重新摸索，我們對影片的要求是希望跟一百年前的條件一模一樣，因此裡面的特效、轉場和字卡等，都是直接做在膠卷上。
（圖／《月亮上的業餘者》電影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Ｑ：想請兩位導演介紹您們的「木木邦生百代寶貝俱樂部」，跟本作品的誕生有什麼關係？
黃：木木邦生其實就是我們公司的名字，木木加起來是「林」，「木木邦」是我跟君昵導演的名字合體；而「邦生」則是一個台灣日治時代的男性菜市場名，意思是「國家的男兒」，木木邦生日文發音是＂kikikunio＂，用「木木邦生」的名義發表作品，就好像是一名出生於戰前的歐吉桑做的，我們覺得這樣蠻有趣。
林：我們對於「虛構」一直都很著迷，所以木木邦生有點像是我們虛構出的一名角色，我們也可以把一些虛構的東西交給他來做，並藉此增加credit的長度，畢竟什麼事情都是我們兩個在做，看起來人很少（笑）。另外，眼尖的觀眾可能會發現，我們之前作品《這不是鄧南光的電影》中有出現另一個「木木邦生業餘電影俱樂部」，因為我們也想透過那部片，去回應以前時代的人成立俱樂部的業餘精神。
Q：想請兩位談談本片的「重演」與「虛構」手法，為何會讓邦銓導演親自扮演吉川速男？又如何設計以吉川速男第一人稱視角敘述的旁白？
林：尋找演員時，我們會希望在演員身上看到類似於角色的特質，而邦銓導演對攝影機擁有強烈愛好，又不斷精進自己的沖洗技術，其實很適合飾演吉川速男；當然也有考量到預算上的限制。
黃：我們長期研究1920、30年代，發現那是個科技發展快速、充滿純真好奇心的年代，吉川速男留下的手稿和文章很多都非常童趣，而且他會把物件擬人化，這部片的旁白很大程度是參照他留下來的資料。
林：吉川速男一輩子出了160本著作，我們以《小型映畫寫真術》這本書為主，採集他的口語語感，作為日語旁白的基底，但我們並沒有完全復原那個時代的口氣，而是做了一些轉化，讓它顯得比較童趣與快節奏。
黃：感慨的是，吉川速男寫的大部分的書，都在戰爭空襲時被燒毀了，我們是在日本古書網站意外買到一批他晚年的信件與筆記，電影中的口白也有參考那些私人筆記本，裡面抄錄了他和自己五、六歲孫子的對話，所以口吻會比較童趣。
（圖／《月亮上的業餘者》電影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Ｑ：您們在創作計畫之初，怎麼想像或界定「業餘」精神？為何選擇讓吉川速男橫渡時空，並自述為「僅存的最後一位業餘者」？
黃：一百年前，那些業餘者必須要投入非常大的時間與金錢成本，才能生產影像，而現代的人隨手用手機錄影、以社群媒體分享日常，雖然也是一種「業餘的」行為，但不太能等同於他們的「業餘精神」，因為現代人分享的成本非常低廉，並且時常帶有「目的性」，但我們認為真正的業餘精神是當你詢問他們「為何要如此費力地產生影像」時，他們會回答：「因為很喜歡。」
林：關於「如何定義業餘者」，我們也還處在用作品摸索的階段；至於為何說吉川是「最後一位業餘者」，是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業餘者」，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出現的，那個時代的人開始在工作之餘發展「嗜好」，並且會為了精進自己的愛好，投注大量的心力，甚至那些嗜好還會反過來，帶動某些職業的發展，我們對那樣的人的狀態很感興趣。
Q：您們認為吉川速男和當時其他的業餘者的不同之處為何？在相對標誌性的推廣者和默默無名的業餘者之間，您們如何選擇足以串起故事的視角？
林：我們覺得廣義來講，吉川速男也是一位默默無名的業餘者，歷經戰亂，很多業餘者的作品都沒有留下來，因為他們所使用的膠卷都是反轉片，拍攝、沖洗、放映所使用的，都是同一卷膠卷。
黃：這種小規格的膠卷不像商業電影，可能會有很多份拷貝，只要任一份拷貝還存在，電影就能流傳下來；業餘者們拍的、吉川速男拍的那些，就只有一份孤本，一旦損毀、遺失，電影就佚失了。
林：吉川一開始是為了拍攝家人而購買那些攝影器材，雖然他寫了很多書，好像很活躍、比別的業餘者擁有更多資本，但他的創作初衷還是出自對影像的熱忱，本質上與其他業餘者並無不同。我們想用這部片去紀念這位大家只記得名字、卻沒看過他作品的業餘者，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Q：現在仍然有一小批喜愛 9.5 mm 膠卷的「業餘者」持續發展這個社群，您們怎麼看待這個社群的未來？
黃：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是9.5 mm 膠卷背後的歷史脈絡和社會階級，而不只是把它當作一個格式、一種商品來看。據我們所知，現在世界非常少人持續用9.5 毫米膠卷來拍攝，但還是有相當龐大的一群人，喜歡用9.5 毫米的放映機來觀看作品，因為百代公司最早是在1922年的聖誕節先推出了放映機，並搭配盧米埃兄弟（Lumière brothers）、梅里葉（Georges Méliès）等人作品的膠卷片段一同販售，結果大受好評，隔年才推出9.5毫米攝影機，所以它的「觀看」歷史是早於「拍攝」歷史的。
林：對我們來說，電影的故事內容很重要，但是儲存電影的載體本身的在場性，也同等重要。這次的《月亮上的業餘者》，我們甚至直接保留它的磁孔，便是希望可以將「膠卷」這個媒材，跟著我們的作品一同呈現給觀眾。
過去9.5 毫米愛好者的雜誌投稿非常熱絡，我曾讀到一個北海道阿伯的投稿：「我非常喜歡百代寶貝，但是整個城鎮只有我一個人喜歡，也沒有在賣任何百代寶貝的東西。希望以後百代寶貝更加熱絡的時候，可以來到我的城鎮販賣。」我們的心境就有點像這樣——慢慢地成為業餘者的一員，期許這樣的文化在未來可以熱絡起來，可同時又夾帶點無奈。
編輯：萬孟賢
第十五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2026 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時間｜05/01（五）～5/10（日）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台北獅子林新光影城、光點華山電影館、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
．票價｜單場票 120 元，套票6張420元（OPENTIX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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