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車子經過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的中華電信大樓。
小阿姨忽然看著窗外說：「以前外公在這裡工作。」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其實有點不確定。後來她才慢慢知道，原來外公年輕時真的曾經在那裡上班。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去幫外公領政府的補償金時，才第一次真正意識到：
原來家裡那個沉默寡言的老人，年輕時曾經是電報技術人員。
那個年代，能考進電報單位，其實非常厲害。
某種程度上，幾乎等於進入國家的技術核心。
我當下的第一個反應是：
「外公真的很聰明。」
但接著，小阿姨又補了一句：
「後來他被強制退休。」
我問為什麼。
她說：
「因為他坐過牢。」
我幾乎是反射性地回：
「白色恐怖？」
她點了點頭。
那瞬間，車內突然安靜了下來。
幾天後，我在社群平台上滑到有人分享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出於好奇，我輸入了外公的名字。
我真的查到了。
卷宗上寫著：
黃漢忠，桃園人。
被捕時，23 歲。
原本判死刑，後來改判十年。
十年的青春，就這樣被時代吞掉了。
起訴理由寫著：
「參加叛亂組織，從事研究密碼、調查電台等工作。」
但老實說，真正的歷史細節，我不知道。
我只能透過那些倖存者後來留下的口述紀錄，一點一點拼湊那個年代。
很多年輕人只是想學更多東西。
他們組讀書會、研究電學、學外語、算微積分。
只是想讓自己更專業。
可是在那個年代，
知識有時候也是罪。
我外公在我高中時就過世了。
我沒機會親口問他。
只聽媽媽說過：
外公在監獄裡，因為身體比較壯，常被獄卒拖出去打。
理由只是：
「看起來比較耐打。」
但即使在那種環境裡，他還是沒有停止讀書。
聽說他在監獄裡，繼續算微積分。
每次想到這裡，我都會愣住很久。
外界在崩壞。
他在推導公式。
那畫面有種說不出的安靜。
後來我慢慢明白，
白色恐怖留下的，從來不只是補償金。
還有一種深深滲進家庭裡的恐懼。
媽媽曾說，外公最常講的一句話是：
「絕對不要碰政治。」
小時候我以為，那只是老一輩的保守。
長大後才發現，
那其實是一種對權力的恐懼。
因為他很清楚：
有些年代裡，權力不需要理由。
它只需要一個出口。
你讀書好，可以變成罪。
你能力強，可以變成威脅。
你只是存在，都可能被定義。
而那份恐懼，沒有消失。
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留在家裡。
我慢慢發現，
媽媽、阿姨、舅舅們身上，都有一種對「失控」極度不安的感覺。
害怕衝突。
害怕得罪人。
害怕被群體排斥。
害怕事情鬧大。
那不是他們天生如此。
而是有些恐懼，在上一代活得太久了。
久到變成了一種家族空氣。
今年除夕，我答應幫小阿姨照顧貓。
後來卻換來了言語羞辱與情緒攻擊。
她長年待在某個宗教團體裡，熟悉各種「慈悲」、「修行」、「體諒」的語言。
但真正發生衝突時，
那些話卻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壓力。
她會讓你愧疚。
讓你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夠包容。
讓你開始反省：
是不是自己太敏感？
有一天，我忽然理解了一件事。
外公那個年代的權力，
穿著軍服，拿著槍。
而現在有些權力，
不再需要那些東西了。
它可能穿著宗教的外衣。
說著溫和的話。
用「為你好」的語氣，
讓你慢慢失去對自己的信任。
我後來才真正意識到：
創傷如果沒有被處理，
它不會消失。
它只會變形。
有些人在權力底下活過，
於是後來拼命想站到權力的位置。
不是因為他們真的邪惡。
而是因為他們太害怕再次失去控制。
太害怕再次變成當年那個無能為力的人。
所以他們開始：
控制別人。
定義別人。
羞辱別人。
要求別人體諒。
因為只有這樣，
他們才能暫時感覺安全。
但我不想再繼續這個循環了。
我可以理解這些恐懼從哪裡來。
也可以理解那個年代留下了多少傷。
但理解，不代表我要繼續承接。
有些情緒，
本來就不屬於下一代。
有時候我會想，
如果外公真的曾經在監獄裡，一邊被羞辱、一邊默默算著微積分。
那他真正想守住的，
也許從來不是恐懼。
而是一種：
即使身處混亂，仍然想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外公。
你的專業沒有錯。
你的好學沒有錯。
那個時代錯了。
而我想，
身為你的外孫，
我能做的，也許就是讓這份恐懼停在我這裡。
不再往下傳。
很多年後，我才終於明白。
有些歷史，
並不會停留在課本裡。
它會留在人與人的說話方式裡，
留在一個家庭如何面對羞辱，
如何面對權力，
又如何面對沉默。
而我想，
我能做的第一件事，
也許只是誠實地承認：
我們其實都還活在那場恐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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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長輩的焦慮、沉默或控制，其實來自更久以前的時代傷痕？
你是否也曾在長大後，才慢慢理解家裡某些「不能說」、「不要碰」、「別惹事」背後真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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