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色彩】
15 歲那年，我對世界的認知被強制格式化了。那是一輛囚車、一扇關上的鐵門，以及一段連名字都被編號取代的時光。
囚車的窗戶是深不見底的黑，那種黑不只是為了阻絕外人的視線，更是為了切斷我們與自由的最後聯繫。坐在車裡，我與小杰像是兩頭被運往屠宰場的幼獸，感受著車身的顛簸，卻完全不知道自己正航向何方。那種對未知的恐懼，在車廂內窒息地蔓延。
當囚車停穩，引擎的餘溫還在，我們被帶了出來。手銬與腳銬解開時的叮噹聲，在空曠的看守所門前顯得格外刺耳。那是自由最後的哀鳴。隨後，我們被帶進了所謂的「鐵籠」。
在那裡，尊嚴是第一個被剝奪的東西。全身脫光，冰冷的空氣舔拭著赤裸的身軀。錢包、鑰匙、香煙、打火機、還有我那副六百多度的眼鏡，通通被收繳，留在了那個象徵「人間」的鐵籠之外。當我換上那套粗糙的、帶著陳年霉味的冬天校服（裡面提供的舊衣）時，我感覺自己不僅失去了視力，也失去了靈魂。
進去後的第一關，是理光頭。那不是理髮，那是儀式。一個少年犯提著電剪，面無表情地在我們頭上劃過。髮絲落地，我感覺自己與過去那個在街頭意氣風發的少年正式告別。剃完頭後，那個少年犯用一種理所當然的口氣叫我跟小杰去掃地。
那是我的純真，也是我的傲氣。我心想：外面的三十幾歲流氓、老大都不敢指使我做事，你憑什麼？我冷冷地問他：「你是誰？為什麼我要聽你的？」 那一刻，空氣凍結了。少年犯愣住了，但維持秩序的「主管」（獄警）走過來了。那位主管起初笑臉迎人，口氣溫和地問我：「你犯什麼進來的啊？」 「強盜、殺人未遂。但我是被逼的……」我試圖解釋，試圖在法律的縫隙中尋找一點慈悲。
然而，回應我的是四聲清脆且沉重的巴掌。在毫無防備且近視六百多度的模糊中，那四個巴掌像重錘一樣砸在我的臉上。頭暈目眩，鼻血瞬間湧出，左耳只剩下一陣刺耳的嗡嗡聲。
主管的聲音從耳鳴中透出來，冷酷如冰：「在這裡，不管你是犯什麼案，身上刺龍還是刺鳳，都要聽我的。聽懂了嗎？」 嘴裡瀰漫著濃厚的血腥味，左臉火辣辣地疼。我低下了頭，小聲地說：「我知道了。」那一刻我明白，這裡沒有道理，只有暴力與服從。
隨後，我被關進了「空房」，也就是俗稱的黑房。 門「砰」地關上，世界陷入了徹底的黑暗。對於一個高度近視的人來說，失去眼鏡本就恐慌，而這伸手不見五指的空間，更是將孤獨放大了數千倍。我只能看見門縫透進來的一丁點微光。 我摸索著爬上那冰冷的下舖（裡面只有一個上下舖，空間很小），除了睡，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睡了又醒，醒了又睡。飢餓像蛇一樣嚙咬著胃部，口渴讓喉嚨像火燒。那個蹲式舊馬桶散發出的氣味，是我唯一的夥伴。 在那裡，時間是靜止的。沒有陽光，沒有聲音，沒有人跡。我不知道過了好幾天，還是好幾個月。那種「度日如年」的重量，壓得我幾乎要窒息。直到某個時刻，門開了，主管帶我去面會，說我媽媽來了。 走出黑房的那一刻，陽光刺痛了我的眼。我有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在那裡面待了一整年。 在面會室，隔著那層冰冷的玻璃，當我拿起電話，話還沒出口，眼淚就先決堤了。我媽也在那一頭哭成了淚人兒。我告訴她：「媽，在裡面好痛苦，我從進來到現在都沒喝水、沒吃飯……我不知道監獄會這麼慘。」 母親的眼淚滴在電話筒上，她除了心碎，能做的只有幫我寄錢、準備塑膠眼鏡。那短短的幾分鐘，是支撐我活下去的微光。
回程時，那位監聽的主管（或許是裡面唯一的慈悲）驚訝地問我是否真的沒吃飯。他這才告訴我，黑房裡其實有從小空格送飯進去，只是當時沒人告訴我。他帶我去餐廳補了一頓飯，並溫柔地交代我：「在這裡要聽主管的話，房有房主，工廠有仙桃（老大），乖一點就不會被打。」 同案的不能關一起，這或許是體制的最後一點防備。我被分到了第一工廠的一間宿舍，幸運的是，裡面有我認識的人，讓我免去了做「房腳」（折棉被，及最基層雜役）的辛酸。 但人性的醜惡依然存在。我進去第一天就得罪了舍房仙桃的手下，他故意在派飯時跳過我，整整二十幾小時沒讓我吃上一口飯。直到在工廠裡，我遇到了一個叫「阿夢」的人。 阿夢是眷村的老大，大我四歲。他叫我過去時，我本以為又要挨一頓揍。沒想到他笑著對我說：「你就是那個在村子裡跟老武翻臉的小子？老武我早看他不順眼了，你敢跟他對幹，我欣赏你。以後，我罩你。」
他在那一刻，給了我一份在監獄裡最珍貴的禮物——「鼓」（香菸）。那根菸（老鼠尾巴）在工廠裡偷偷點燃時，繚繞的煙霧是我在苦痛中唯一的慰藉。 然而，即便有人罩，自由依然是奢侈品。在工廠裡，我們像機器人一樣，每天重複著拼裝積木般的簡單動作。固定的一塊塑膠，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循環。 那種機械式的動作，讓大腦有太多的空間去想念外面的天空。我才 15 歲，卻在看著窗外的鐵網時，體會到了什麼叫「靈魂的囚禁」。
那種孤獨，是即便身處人群中，也依然覺得全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的寂寞。 這五天，是我救贖之路的起點。我在地獄的門檻上，學會了低頭，學會了等待，也學會了在黑暗中，去尋找那一抹微弱的蓮花光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