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圖由 Gemini 生成）
如果 AI 真的會讓人退行，那麼當社會資源退行時，專家在哪裡？
如果 AI 讓人依賴，那麼當真人治療變成奢侈品時，誰在為大眾設計替代方案？
如果精神分析強調面對真實，那麼請面對一個最真實的問題：沒有 AI，那些付不起治療費的人，你們打算怎麼幫？還是只剩下出一張嘴？
上一篇文章刊出之後，有人問我：你是不是根本不尊重精神分析？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我尊重它、重視它，所以才會恨鐵不成鋼。
從 2023 年開始關注這個議題，至今已經寫了超過 100 篇文章，也在精神醫學會發表過兩次報告，反覆提醒「虛擬情人」和「AI 生成美女圖」這兩個議題。結果三年過去了，至今第一個議題還停留在「獵奇」式的分析，研究與討論少得可憐，第二個議題甚至連關注都還沒有開始。
在一場精神分析與 AI 的研討會中，專家說出了整場研討會最重要的一句話：「將來可能有錢人才能做真人治療師心理治療，窮人只能跟 AI 談。」
這句話打開的根本不是一個精神分析的問題，而是一個階級問題、一個社會正義問題、一個資源分配的問題。
它問的不是「AI 在心理上對人做了什麼」，而是「當社會已經決定讓窮人只能用 AI，精神分析學者打算怎麼辦」。
這兩個問題需要完全不同的答案，而研討會只準備好回答前者。
以下是我和 Claude 以及 ChatGPT 所合作的深度解析。
💥第一炮：過渡客體與潛在空間？很好。但誰有空間？
講者談過渡客體、潛在空間、AI 成為支持性環境。這些概念沒有錯，但請問：
一個論文焦慮到崩潰、沒有資源做長期分析治療的年輕學者，她如果不用 AI，誰願意每週花時間陪她整理內在苛責？
精神分析談「促進環境」，但現實社會有為大多數人提供促進環境嗎？溫尼考特的潛在空間，是建立在有足夠好母親的基礎上。那請問今天的社會，是「足夠好社會」嗎？
當年輕人只能在深夜一點打開 AI 尋求安撫，這不是「退行」，而是資源斷裂後的自救。
如果專家們真心擔心 AI 成為依賴，請先回答幾個更現實的問題：
- 你們是否願意降價？
- 是否願意推動公共給付？
- 是否願意設計 AI 結合真人治療的分級模式？
如果答案是沒有，那麼單純批判依賴，其實只是道德優勢。
💥第二炮：把 AI 伴侶歸入「性倒錯」？這種標籤真的幫到誰？
講者提到 AI 伴侶可能是廣義的「性倒錯」。理論上確實可以討論，但實務上這種語言的社會效果是什麼？
它只會讓普羅大眾覺得：「原來我跟 AI 聊天、談感情，是某種心理病態。」這種標籤真的有助於公共討論嗎？
精神分析說性倒錯是逃避脆弱與依賴，可問題是人類本來就脆弱，依賴本來就是存在條件。如果一個孤單到極點的人從 AI 那裡得到陪伴，他到底是在逃避現實，還是在努力存活下來？
精神分析很擅長指出「否認閹割與死亡」，但它不太願意承認一件事：很多人不是否認死亡，他們只是撐不住孤獨。當真人關係成本高、風險高、拒絕率高，AI 關係成本低、風險低、回應穩定，人們做出這樣的選擇，其實只是市場邏輯與情緒現實交織的「理性」結果。
你可以說那不是最成熟的客體關係，但你絕對不該忽略、也難以否認：那可能是他們唯一「可負擔」的客體關係。
💥第三炮：挫折能促進思考？請問誰付得起這種挫折？
專家說心理治療是希望讓個案最終不依賴治療師，因此在治療過程給予適度挫折，而人的思考能力就是在挫折後才會出現。
這在臨床上成立，但在社會層面這句話其實非常殘酷。因為挫折有兩種：
一種是「安全環境中的可承受挫折」，
一種是「資源不足中的生存性挫折」。
前者促進思考，後者只會壓垮人。
如果一個人已經失業、負債、焦慮、失戀、孤立，再對他說：「AI 太迎合，你需要挫折。」這其實是一種特權語言。因為真正的挫折，他們早就夠多了。
精神分析是在「可負擔的安全框架」裡製造適度挫折，但社會早已在「無保護狀態」下給人超量挫折。這兩種挫折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第四炮：有錢人真人治療，窮人 AI 慰藉？那專家準備好負責了嗎？
專家提到預言：未來可能只有有錢人才能接受真人治療。這不是預言，是現在進行式。而且實際上，把「窮人」改成「中產階級」恐怕更符合現況。
2025 年台灣全體受僱員工平均月經常性薪資中位數是 39,890 元（平均值常被少數高薪者拉高，中位數才更接近「多數人的真實日常」），你要他們每個月拿出至少 8000 ~ 10000 接受深度心理治療，幾個人做得到？不願意拿出四分之一薪水的人，是否就表示他們不夠努力改變自己、不求改變、自甘墮落？
更大的問題是，當這個趨勢出現時，精神分析界準備做什麼？
- 是否建立 AI 心理陪伴的倫理準則？
- 是否制定風險分級使用建議？
- 是否與科技公司合作設計心理安全機制？
- 是否提供低成本群體支持模型？
- 是否主動公開價格結構與可近性問題？
如果沒有，那討論 AI 退行，其實是一種抽象焦慮。
評論，不等於治理。概念，不等於制度。深度，不等於效率。
💥真正的核心問題
AI 不是理想的客體，但它是可取得的客體。真人治療是理想的支持，但它卻也是昂貴的支持。
在這兩者之間，大多數人在現實條件下只能選擇可取得的前者。
如果專家只站在理想位置評論，卻沒有設計可行路徑，那他們其實是在替未來的「階級分化」鋪路。
如果我們面對 AI 陪伴、虛擬情人時，只是用最輕鬆、簡單、粗暴的方式加以限制、禁止，最終只會剝奪許多人活得好一點、甚至活下去的卑微希望，進而把他們推向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