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都會聽到基本工資調升，而政治人物或支持媒體便會大聲呼應～視其為利國利民的政績。但在我看來卻是陷入一場政策方向失當的結構危機。
隨著政府介入，最低規則的的不斷調升，就結論而言只是帶動貧富差距擴大，而中產階級萎縮的現況。
過去勞動權益的推出是因企業擁有於勞資關係中相對較大的權利，而其主要是原因在於「你不做，還有得是人做」的慣老闆，是為維護自身及股東權益的守門人，工位少，競爭激烈，而推升避免削價競爭破壞基本秩序之規則訂定，然如今的社會環境是為缺工，百工百業缺乏就業人力，依靠臨時性人力及身兼多職的就業現況，皆反應了在政府規範下逐漸扭曲的社會議題。而勞動本身回歸正常市場競爭，政府干涉應逐步降低，而非增加干涉，造成整體社會成本增加，應從操弄的手，變為監督的眼，不論是資本家的運營成本，還是勞工的生活成本，亦是國家的行政負擔，皆有望改善，並有更多創意及彈性。
如果說政府對於勞動環境的干涉，應該回到過去數十年前，以鐵飯碗作為勞動市場的典範，致使民間勞動條件不佳，卻被低估的能力者得回流政府，而市場自行提升勞動條件或改善生產結構以因應自身問題，政府與民間結合AI精簡傳統勞動模式，勞工精進與新知的結合及助力，似乎才是避免不久後那可預見結構性失業及社會凋零的未來。
然現如今結構，遭基本工資推升、請假權利增加等等干預，確也推升基礎勞動者的生活成本，一環推著一環，並無有效解決，反而降低中產階級原先的生活水平，致使政府導致多數人均貧，而富者越富的畸形，基本工資的年年調升，這不是政績，而是緊訊。
